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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世鴻儒 孔穎達(共44章) 《中國歷代大儒》第12章

    作者:佑易宣 / 公眾號:YOUYIXUAN20171112 發布時間:2018-10-09



    《中國歷代大儒》第12章 盛世鴻儒 孔穎達
    (574——684)
    儒學經過漢晉南北朝的發展演變,家法各異,流派眾多。在漢代有今文古文之 爭,家法師法之別。東漢末,鄭玄企圖統一今古,建立兼包并采的“鄭學”體系。 三國兩晉,王肅創立“王學”,起而與鄭學為敵。南北朝時期,隨著政治的分離, 而有南學與北學的紛爭。至于儒學內部群經異說,諸師異論,更不下數十百千。紛 紛攘攘,至有互為水火之勢。五經越解越暗,圣學越講越糊涂,十分不利于儒學的 經世致用和發揚光大。在中國歷史上,繼承漢學風格,完成解決儒學內部不同流派 和不同風格之爭,鞏固儒學壁壘這一統一工程的巨匠,便是唐初大儒——孔穎達。 是他編訂《五經正義》,排除經學內部的家法師說等門戶之見,于眾學中擇優而定 一尊,廣采以備博覽,從而結束了自西漢以來的各種紛爭;是他摒棄南學與北學的 地域偏見,兼容百氏,融合南北,將西漢以來的經學成果盡行保存,使前師之說不 致泯滅,后代學者有所鉆仰;也由于他的《五經正義》被唐王朝頒為經學的標準解 釋,從而完成了中國經學史上從紛爭到統一的演變過程。孔穎這就是這樣一個對中 國經學具有總結和統一之功的大經學家。
    一、彬彬士投師劉焯 翩翩郎舌戰群儒
    孔穎達,字沖遠,冀州衡水(今屬河北)人。新舊《唐書》俱有傳。北周武帝 建德六年(574)生于一個世代書香的仕宦之家。曾祖名靈龜,官拜北魏國子博士; 祖父名碩,為北魏南臺治書侍御史。他為官正直,頭戴飾懈豸(神羊)的法官帽子, 威重嚴明,“權豪為之屏蹤”,“風俗以之肅清”。父名安,北齊青州法曹參軍, 執法也公公平平,志在寬簡。這確實是一個有地位、有名聲的富貴之家。但與南北 朝的膏粱世胄不學無術異趣,孔穎達并無半點紈绔子弟的習氣,也不希冀憑藉父輩 的門前步入官場。
    孔穎達的幼年時代正是南北朝對峙時期。他出生于北周時期,政教清明,局勢 穩定。一些較開明和有遠見的士大夫,在魏晉以來門資恩蔭的驚夢之余,開始重視 教育。如當時自南朝進入北朝的名士名宦顏之推,即告誡子孫:“積財千萬,不如 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仕宦之族,縉紳之家,相率督課子孫, 教以儒業。于是,在這個少數民族建立的國度里,居然儒雅重文之風,不讓衣冠文 物薈萃的江南王朝。孔穎達出身于有文化教養的家庭,又趕上這樣一個重教育興文 化的時代,可謂兼得天時與地利。他聰明穎悟,自幼便耳儒目染以禮樂為特征的儒 家文化。公元581年,孔穎達8歲,北周外戚、權臣楊堅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是為 文帝。隋文帝初年頗重儒術,“超抉奇雋,厚賞諸儒”,自京師達于四方,大興學 校,廣置生徒。“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 絕”,被史書稱為:“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孔穎達也在這個 時候走上了正規學習的軌道。史稱他“八歲就學,日誦千余言”,悟性特佳。還在 少年時代,孔穎這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傳》,鄭玄所注《尚書》、《禮記》、 所箋《毛詩》,王弼注《周易》;于儒經之外,還旁及諸子,兼善歷算之學;更長 于屬文,彬彬焉儼然一少年老成之儒士矣!
    少年時代,孔穎達曾師從當代大儒劉焯為學。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與孔 穎達同郡。劉焯聰敏沈深,學通五經及諸家注解,并對《九章算術》、《周髀算經》 以及天文推步,測量山海之術,有精到的研究,著作有《五經述議》,見解獨到, 多所創見。論者以為數百年以來,博學通儒,沒有比他更好的了。與當時另一位博 學宏儒劉炫,同稱“二劉”。當時儒學南北分裂,經籍散亡,學者求師無門,一些 精通漢師家法的老師宿儒,如徐道明、熊安生之徒,早已謝世,于是,“二劉”便 出類拔萃,秀出其間,遂為后生鉆仰之名師。“天下名儒后進,質疑受業,不遠千 里而至者,不可勝數”(《隋書·儒林傳》)孔穎達就是這千里負笈的佼佼者。但 是,劉焯性情孤傲,懷抱不廣,不僅吝于財貨,責求束修,而且恃才傲物,凌辱諸 生。孔穎達初來,很受劉焯輕視,并不以禮相待。但一經穎達向他執經問難、發表 意見,劉焯見其答難問對,出人意表,能發人之所未發,乃翻然改容,刮目相看。 孔穎達在名師門下兢兢事學,虛心求教,在從前所學的諸經注解外,百丈竿頭更進 一尺,《左傳》于服注外又通社預集解,《尚書》于鄭注外再通孔安國傳(即偽孔 傳),為后來他勝任《五經正義》的編纂工作墊下了豐厚的學植。學成業就,劉焯 欲留穎達同館共授,切磋學問,穎達謝絕了明師的好意,滿載而歸,下帷教授。其 時他僅20余歲。
    公元605年,隋煬帝楊廣即位,改元大業。隋文帝晚年“不悅儒術,專尚刑名” (同上),關閉天下學校,唯留中央國子學一所,生員72人,于是欣欣向榮的儒教 事業,一朝又復歸萎縮。煬帝即位后,為了籠絡人心,粉飾太平,又兼生性喜愛文 學經籍,于是再開學校,重興儒業,“征辟儒生,遠近畢至”(《隋書·儒林傳》)。 孔穎達應時而出,應舉明經,對策高第,授任河內郡學博士。大業年間,隋煬帝廣 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陽,由門下省主持,仿當年漢宣帝石渠議經、漢章帝白虎論 禮之故事,下令在洛陽舉行大規模的儒學討論大會。孔穎達以明經高第參加了這一 盛會。
    為響應皇帝明詔,經明行修之士、方步矩領之徒,從四面八方云集洛陽,以文 會友,研經討古,為統一的隋朝政權添上教化大興的濃墨重彩。時承文帝廢學之后, 老師宿儒,若陸德明、魯世達、劉焯、劉炫之徒,都應時而出,登壇執經,各窮懸 河之辯;論難問對,共研先圣之理。孔穎達少年老成,英才秀發,斬關奪將,舌戰 群儒。門下省納言(侍中)楊達評第高下,以穎達為最,奏之皇帝。煬帝以孔穎達 為太學助教,陸德明為國子助教。其時穎達年方32歲,是應詔諸儒最年少的大師。 被他擊敗的“先輩宿儒”都心懷羞恥,憤憤不平,暗中派遣刺客欲加害穎達,幸得 禮部尚書、愛才思賢的楊玄感出面保護,將孔穎達藏于府中,才使少年才子幸免于 難。孔穎達憑著自己的淵博學識終于進入國家中央的教育和學術機構,在更好的環 境、更高的層次上進行經學研究工作。
    二、十八學士登瀛州 五經正義傳典型
    隋末天下大亂,孔穎達避難于虎牢(在今河南滎陽)。李淵建國,海內一統。 李世民因創業征戰之功,特授天策上將、領司徒、封秦王。他悅禮敦詩,愛才若渴, 開府治事,形同小朝廷。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在解鞍歇馬之后,愛尚儒教,屬 意文學,特設文學館,招攬天下文士,為治國平天下儲備人才。文學館位于宮城之 西,地靜景幽,無車馬之喧;典籍充棟,有蘭臺之盛。這年十月,孔穎達等18人同 日被授為文學館學士,號稱“十八學士”。十八學士都是當時經學通明、文彩飛揚 的優秀人物,杜如晦、房玄齡甚至是李世民的心腹謀臣。李世民給他們優以尊禮, 予以厚祿,入閣諸君,皆享用五品珍膳。還令大畫家間立本為諸名士寫真,大文豪 褚亮題寫真贊,高懸于凌煙之閣,深藏于禁中秘府。十八學士三班值閣,李世民每 當軍國事罷,進謁歸休,常引見學士,與他們討論墳籍,商略前載。儒雅之風,曠 古稀有;親近之恩,百代罕及。因此時人稱之“登瀛州”。
    武德九年(626),玄武門兵變,李世民殺建成、元吉,立為太子,秦府官屬皆 有封贈,十八學士也加官進爵,杜如晦為太子左庶子,房玄齡為右庶子,虞世南為 中舍人,褚亮為舍人,姚思廉為洗馬,孔穎達則擢授國子博士,成為全國最高學府 的高級教官。公元627年即位后的李世民改元貞觀,論功行賞,孔穎達以儒業受封曲 阜縣男,轉任給事中。給事中乃門下省要職,掌封駁政令,議論得失,穎達隨侍皇 帝左右,倍見親信。屢遷國子司業,祭酒,掌管一國教育。唐太宗對孔穎達寄以厚 望,將儲君的教育委與他,任他為太子右庶子,與左庶子于志寧一道,共同掌教太 子李承乾。孔穎達兢兢業業,克盡職守,無奈太子承乾愛好聲色,漫游無度,足智 飾非,不聽勸教;又因大宗偏愛魏王李泰,釀成嫡庶相爭之禍。承乾被廢后,其他 東宮屬官多被黜退,唯孔穎達、于志寧等由于平時對承乾犯顏直諫,盡心盡職,太 宗于是對他們卻獎賞有加,信任如故。
    作為當年秦王親信的幾個文臣之一,孔穎達在后來的政治生活中,不像房杜諸 人,功業卓著,位至公卿。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貢獻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業。 他學識淵博,文采出眾,每遇朝廷議論禮歷、商榷經義,他常發高論,多被采納。 他曾與魏征、顏師古等修訂《隋書》,有“良史”之稱,被加位散騎常侍;又修訂 五禮,進爵為子。貞觀十四年(640),孔穎達為國子祭酒,太宗親臨國學,舉行祭 祀先圣孔子的釋奠大禮。會上,群儒執經宣義,孔穎達主講《孝經》,他聲若洪鐘, 口如懸河,義理分明。太宗令群儒發難辯駁,孔穎達“金湯易固,樓雉難攻”;排 難解紛,令眾儒師大為折服。太宗手詔褒之曰:“洪鐘待扣,扣無不應;幽谷發響, 聲無不答。……思涌珠泉,情抽蕙蘭。關西孔子,更起乎方今;濟南伏生,重興于 茲時!”稱贊他為“關西孔子”、西漢伏生,與先圣先師并輝齊明。
    孔穎達在經學上的最大成就是奉詔編纂《五經正義》,為經學的統一和漢學的 總結做出卓越貢獻。如前所說,中國儒學從西漢開始便流派眾多,師說不一。當時 《詩》分齊、魯、韓三家,《書》分歐陽、大小夏侯,《禮》有《儀禮》、《禮記》, 其中《禮記》分大小戴,《易》分施、孟、梁邱、京,《春秋》既分公、谷二傳, 公羊又有顏、嚴之學。經學史上稱這些分歧為“師法”。后來經師又在師法的旗號 下更生異說,于是又分出“家法”,再由家法中分出各種專家之說。就像樹干分枝, 校又分枝,枝葉繁茂,漸失根本,經義難明。故有“學徒勞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 之嘆”。后來古文暢興,糾葛更生。《詩》有毛傳與齊魯韓爭雄,《易》有高費與 施孟爭勝,《春秋》有左傳異軍突起,《禮》又出現《周禮》與分高低,《書》又 得壁中古文十六篇。其間經本有無,卷國殘全。文字今古,師說歧異,種種分歧, 更擾得經學講壇迷霧重重。企圖解決經學分歧的統一工作,孔穎達以前共有三次, 一是西漢宣帝有石渠閣大會,二是東漢章帝有白虎觀之議,三是東漢末鄭玄不講家 法,遍注群經。石渠閣之會,重點討論今文經內部師說繁粹的問題,討論結果,不 僅沒有統一師說分歧,反而增立博士,加劇了經學內部異說的產生;白虎觀之議, 重點討論今古文分歧問題,結果著為《白虎通》,用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加西漢讖緯 迷信統一意識形態,對古文經說的優秀內容無所取正,這同樣達不到學術統一的目 的。因此白虎觀會議后,古文經學不僅沒有歇息,反而從者更多,成就日豐。鄭玄 兼通今古文,而以古文為依歸。他起而遍注群經,雜采今古文,今古文之異才日漸 消亡。但是鄭玄經注也未臻完善,學者多攻其所短,至西晉,王肅又重注群經,與 之抗衡,并借用王朝力量立為學官,遂有“鄭學”“王學”之爭。隨著南北對峙局 面的形成和玄學的興起,于是又出現清談“玄學”與傳統“漢學”、博學”與“北 學”的分歧。在學術風格上,南學主義理,重創新;北學主典實,重故訓。南朝治 經《易》尊王弼注,《尚書》用東晉出現的偽孔傳,《左傳》則用杜預集解;北朝, 《周易》《尚書》用鄭玄注,《左傳》用眼虔注。《毛詩》、《禮》南北同尊鄭注。 此其大致。當時南北王朝并未明確將經注定為一尊,學者誰主誰從,都是各行方便, 從其所好。特別是在南北勢力交會之處,更是南學與北學混,義理與典實雜。這樣 就給后生學習,經義取正,帶來困難。這種情況在政權分離之時,倒還可以容忍, 但天下統一之后,特別是自隋王朝設立郡國之學以養士,開設明經、進士科取才以 后,沒有一個統一的經解作教材和課試標準,勢必給教育和選舉工作帶來很多麻煩。 史載隋文帝下令考試國子學生,準備擇優錄用,可是“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 紛給無所取正”(《隋書儒林傳》),眾博士無法評出考卷。有鑒于此,唐太宗下 令孔穎達主持編纂五經注疏定本。
    同與編修之事者尚有多人,以孔穎達為其首領。在注疏編纂過程中,義例的制 定,是非的考論,皆由穎達我奪。首先,孔穎達在眾多的經書章句中,選擇一家優 秀的注釋作為標準注本,然后對經文注文詳加疏通闡釋。
    《周易》經注,西漢的梁丘、施、高氏之學,都已亡于西晉,京氏、孟氏流于 讖緯災祥,學者不傳。南北朝唯傳鄭玄、王弼易注。鄭氏講爻辰象數,王氏詳玄學 義理,相比之下,王注義例明備,“獨冠古今”,故孔穎達《易》用王注。《書經》, 歐陽、大小夏侯也都亡于永嘉之亂,南北朝多尊鄭注。東晉梅賾進獻《尚書孔安國 傳》,號稱古文,篇章也比鄭注為多,時人不知其偽,大行于南朝,隋代“二劉” 也研習孔傳,孔穎達初本習鄭氏《尚書》,后從劉焯傳孔義,認為“其辭富而備, 其義弘而雅”(《尚書正義序》),遂定偽孔傳為圭桌。《詩經》,齊詩亡于曹魏, 魯詩亡于西晉,韓詩雖存而無傳人,唯毛詩鄭箋,獨行于世,孔穎達正義,《詩》 用毛傳鄭箋。《禮》,本有《儀禮》、《周禮》、《禮記》三經之別,但是《儀禮》、 《周禮》為制度儀文,缺乏義理,亦少文采,《禮記》則事文義理兼具,因此三禮 之中獨取《禮記》,注用鄭玄。《春秋》,亦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傳,其中公谷 空言說經,不及左氏事富文美,因此以《左傳》附經。孔穎達歷考漢晉訓貼,大多 雜取公谷,為例不純,唯西晉杜預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尊經重 本,“子應乎母,以膠投漆”(《春秋左傳正義序》)。更重要的是杜氏為《左傳》 總結有“五十凡例”,補充了左氏在三傳中義理貧乏之不足,與僅重文字訓詁的各 家傳注不可同日而語。見解最高,體例最善,故于眾解,獨取杜氏。
    《唐會要》(卷77)說:“貞觀十二年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工經義疏170卷,名曰 《義贊》,有詔改為《五經正義》”。考本傳,孔穎達貞觀六年除國子司業,七年 與魏征等同修《隋書》,十一年修正禮,十二年官進國子祭酒。可見《五經正義》 的編修是在十二年孔穎達做國子祭酒任內。從受詔到成書,前后不過一年,文成數 十萬字,為卷170,真是神速!神速!究其原因,蓋有二焉:一是得博學諸儒的通力 合作。參加修《周易正義》的有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馬嘉運、趙乾葉、王琰、 于志寧等;修《尚書正義》的有王德昭、李子云;修《毛詩正義》的有王德昭、齊 威等;修《禮記正義》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賈公彥、柳士宣、范義囗、張權等; 修《春秋正義》的有谷那律、楊士勛、朱長才等。參修諸人都是當時儒學的第一流 人材,博極群書,精通五經。顏師古,是顏之推之后,“少傳家學,博覽群書,尤 精訓詁”,曾奉太宗詔考訂五經文字異同,撰《五經定本》,做了經書的文字統一 工作;又撰《漢書》注,大重于時,至今仍是研究《漢書》最優秀的古注。司馬才 章傳家學,通五經,為國子助教;王恭精三禮,并私撰《義證》,“甚為精博”; 馬嘉運兼通儒釋二教,“尤善論難”,高宗朝為國子博士,侍講殿中;谷那律淹貫 群書,被褚遂良稱為“九經庫”;朱子奢少習《左傳》,善屬文,為中書舍人;楊 士勛、賈公彥都是《春秋》、《禮》學專家,楊后來撰有《春秋谷梁傳疏》、賈撰 《周禮》《儀禮》二疏,與《五經正義》一并傳為千古儀則,為今傳《十三經注疏》 之一。其余諸君也都以學問官至國子、太學、四門學的博士或助教。(兩《唐書》 儒林傳及本傳)孔穎達領導的《五經正義》編纂班子,真是英才薈萃,通儒群集, 難怪乎成書迅速。
    原因之二,是有前人成果可供借鑒。南北朝時期,儒生依照佛教講疏的形式, 對五經作有多種義疏,孔穎達對各家義疏進行比較,選擇優秀底本,再融會眾說、 剪裁諸家,折衷以己意。善于利用前人勞動成果,有前人努力為基點,自然見效快, 成功偉。這就是《五經正義》成書快的又一個秘密。當時,《周易》,江南有義疏 十余家,但都“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周易正義序》),于是孔穎達取其合乎 孔子思想,與王弼注并行不悖的說法,著為正義。《尚書》有蔡大寶、巢猗、費囗、 顧彪、劉炫、劉焯《正義》,前面數人多互相因循,義理淺略,唯穎達老師“二劉” “最為詳雅”。遂依“二劉”書疏為本,而刪其狂傲和虛華。《詩經》義疏有全緩、 何胤、舒援、劉軌思、劉丑、劉焯、劉炫諸家,也是“二劉”詩疏“特為殊絕”, 于是“據以為本”(《毛詩正義序》),而匡其輕狂,補其疏略。《禮記》有賀循、 賀囗、庾蔚、崔靈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 疏,皇、熊二家最流行,其中皇氏最優秀,孔穎達乃“據皇氏為本,其有不備,以 熊氏補正”(《禮記正義序》)。《春秋左傳》義疏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等家, 孔穎達認為:“劉炫于數君之內,實為翹楚”(《左傳正義序》),故依據劉疏, 補以沈氏,若兩家俱失,則申以己見。
    雖有前儒義疏可為依據,但孔穎達等人利用這些材料,態度極為嚴謹,除對諸 家注疏詳加審定,汰劣取優外,對被選為底本的義疏,孔穎達也認真甄別,嚴格筆 削,即使是前輩權威和自己的老師,也決不盲從。劉焯、劉炫,為孔穎達素所敬仰, 他稱贊他們“并聰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時,騁絕轡于千里,固諸儒之所 揖讓,日下無雙。于其所作疏內,特為殊絕”。(《毛詩正文序》)但是他又常常 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毀先賢,穿鑿附會、自立新說的毛病。如劉焯的《尚書》 義疏常常故弄玄虛,求險探深,孔穎達批評他們有“非險而更為險,無義而更生義” (《尚書正義序》),就像在平緩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靜止的樹梢上更震狂飄, 實在是無益的游戲,反教學者更生疑竇。劉炫的《尚書》義疏依焯疏刪繁就簡,但 義理過簡,文辭太華,文勝于質,也不足以作為后生典范。劉炫的《春秋左傳》義 疏,孔穎達在稱贊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毀”(《春秋左傳正義序》) 的敝病,以謂劉疏聰惠辯博無人可比,但是發明義理,造詣不高。對于其他各家取 作底本的義疏,孔穎達也都每每指陳疵暇,各論得失。刪修筆削,“必取文證詳悉, 義理精審,剪其繁蕪,撮其機要”。因此避免了官修圖書,雜而不純的毛病,保證 了《五經正義》的質量。
    《五經正義》的編撰方法是,首先列出經文、注文,接著串講經文大意,然后 疏通注文,說明注文之所以然。如《詩經·周南·關睢》“窈窕叔女,君子好逑” 一句,毛傳說:“窈窕,幽閑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睢之德,是幽閉 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鄭箋說:“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閉 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 人以下。”正義首先串講經文說:“性行和諧者是后妃也。后妃雖悅樂君子,猶能 不淫其色,退在深宮之中,不褻瀆而相慢也。后妃既有是德,又不妒嫉,思得淑女 以配君子,故窈窕然處幽閉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也。以后妃不妒忌,可共 事夫,故育宜也。”再疏通毛傳說。“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窈窕然,故箋言 幽閉深宮是也,(毛)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閉, 言其幽然而閑靜也。揚雄云‘善心為窕,言容為窈’者,非也。逑,匹,《(爾雅) ·釋詁》文,孫炎云:‘相求之匹’,《詩》本作逑,《爾雅》多作仇,字異音義 同也。又回后妃有關睢之德,是幽閑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者,美后妃有思 賢之心,故說賢女宜求之狀。……”以下接著又疏證鄭箋。正義有說有證,層次清 楚,釋義分明,繁而有要,齊全周詳,就像老師宿儒的講義一樣。因此,于志寧稱 之為“萬古之儀型,一代之標的”。正義為了說明注文,往往旁征博引古籍和前賢 解說,體大思精,資料至為豐富。如上引為釋毛氏傳文,正義引用了《爾雅·釋詁》 和揚雄、孫炎之說。在疏證毛傳關于“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的解釋時,甚至引達 《爾雅》釋估、釋鳥、釋水、《五經定本》、俗本《毛詩》等文獻資料,兼及郭璞、 陸機、揚雄、許慎、李巡等人之說,還參證《詩經》江有渚、蒹葭、谷風、采蘩等 篇中毛傳鄭箋的解釋,反復周致,論證詳明。人們既可以利用它來研習五經,尋求 定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經正義》是教科書,是法典;在古書佚散非常嚴重 的情況下,人們也可以通過它保存的漢晉經說來窺探漢學風貌,研究兩漢以及魏晉 經學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五經正義》又是舊說府庫、資料寶藏。由此看 來,《五經正義》既作為標準范本有功于來學,也作為舊說淵藪有功于前賢。貞觀 十二年書成奏上,唐太宗目睹盛事,大為高興,下詔褒獎說:“卿等博綜古今,義 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圣人之幽旨,實為不朽!”賜孔穎達絹帛三百匹。
    完成了《五經正義》后,孔穎達已是十分疲倦了,上表請求退休。恰在這時, 曾參與《周易正義》修撰的馬嘉運摘取《五經正義》中的疏漏之處,大做文章, “每椅摭之”(《唐會要》),“致相譏低”(《唐書》本傳)。十六年,唐太宗 仍令孔穎達組織人馬重加審訂。正義因書出眾手,工程浩大,成書倉促,自然難免 偶爾失誤,如在《尚書·舜典》“樸作教刑”下稱鞭刑“大隋造律方始廢之”, 《呂刑》“宮辟疑赦”下稱“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等,以唐臣而稱“大隋”, 實在是有違君臣體統。似此之類,皆因依據“二劉”疏本,而與修諸儒又失于刪正 的緣故。審定工作異常緩慢,直到貞觀二十二年(648)也未能完成,75歲的孔穎達 帶著遺憾,離開了人間,審定正義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才告結束, 前后經歷12年。高宗詔令頒《五經正義》于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唐 會要》卷77)。
    孔穎達死后,唐太宗許他陪葬昭陵,于志寧題寫墓碑,“九泉雖囗,千載名揚”。 作為一個純粹的儒者,得此禮遇,孔穎達在天有知,亦可無憾于泉下了。
    三、縱論正經 精義霞開
    《十八學士圖贊》稱贊孔穎達說:“道光列第,風傳闕里。精義霞開,扌炎 (舒展)辭飆起。”說他儒學修養很高,有當年孔子之風。講經時精義燦然,猶彩 霞滿天;發表演說,口若懸河,如江飆陡起。驗之穎達事跡,實非虛美之辭。孔穎 達所修《五經正義》,不僅僅是前賢經說的材料堆積,其間貫穿了他精到的經學思 想,這集中反映在正義前言和卷首題辭中。
    孔穎達深于《易》理,前人已有公論。宋人張唐英說:“孔穎達嘗撰《周易正 義》,又與馬嘉運、趙乾協《葉》、蘇德詳等參詳,以行于世。觀其發明三圣之旨, 通貫萬化之蘊,其深于易乎!”(《全宋文》35冊597頁)其《周易正義》卷首題辭 通過論《易》,闡發了系統的宇宙變化思想。首先,他揭示《易經》主旨在明變化 之道,說:“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周易正義卷首》,下同)變化 運動存在于天地開辟之際,世間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即是運動:“自天地開辟,陰 陽運行,寒暑送來,日有更出。”每一事物,無時無刻不處于運動變化之中。世界 乃“新新不停,生生相續”,不斷更新的世界。其更新不已的力量源泉在于運動, 在于“變化之力,換代之功”。“易”之稱即是對運動現象的概括,《易》建立的 基礎也就是運動變化。其次,孔穎達認為運動變化的根本在于陰陽二氣之消長。圣 人作卦,畫“一”爻以象陽,畫“一”爻以象陰;畫八經卦為三爻,象天地人,亦 即“三才”,以示運動法則貫穿天地人之中,曰:“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圣人 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畫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 其三,孔穎達指出《易》經的特征是抽象性和象征性:“易者象也;爻者效也。” 象即像,即仿照;交即效,即效法。作《易》之圣人,“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群 品;云行而施,效四時以生萬物。”簡言之即效法天地及自然規律以生育眾生,長 養萬物。其四,主“易兼三義”說。易的基本意義是運動變化。但這只是易義的一 個方面。孔穎達從《易緯乾鑿度》說,曰:“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簡)也, 交易也,不易也。”簡易是說:天地無言,日月星辰布滿天空,光明燦爛,并不繁 冗,但在此“不煩不擾,淡泊不失”的背后,蘊藏著無限神機。此即自然規律的客 觀性和必然性。變易,指陰陽二氣運行,陰陽作為無所不在而又對立統一的兩種力 量,實際是事物的矛盾性。天地變化,五行迭代,四時更替,乃至人世之進退榮辱, 成敗利鈍,無一不是這一矛盾規律的具體表現。不易,指尊卑之位。天上地下,君 南臣北,父坐子伏等等皆是。其實,這些對等的地位關系終究是有變化的,不變是 暫時的,所謂不易實際是運動過程中一定時期內的相對穩定性。“易兼三義”實際 包含了矛盾運動的規律性(易簡)和運動形式(絕對的運動和相對的靜止),這是 合乎辯證運動觀的。其五,易包有無。針對儒家崇有、老莊貴無的分歧,孔穎達采 納王弼的方法,援道入儒,提出“易兼有無”的命題。他說易之三義都是就“有” 來說的,易簡、交易、不易,都是有形事物的運動形式。“然有生于無”,易理中 兼有“無”。因此《乾鑿度》說:“有形生于無形,則乾坤安從而生?故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是看不見的氣;太初是氣體的開始;太始是形體 的開始;太素是品質的開始。氣、形、質未分之時即“渾沌”,渾沌的特征是“視 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這就是玄妙無比不可捉摸的“太易”,這就是道 家之“無”。可見易理中蘊含有“無”的意義。為何《易經》不講“無”,專就有 形而言呢?孔穎達認為那是因為圣人作《易》意在垂教,垂教當以具體為法,不然 人們就無所適從。這就是《系辭》所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道即無,器即有。其六,易道廣大,理備三才。孔穎達為了神化《易經》,認為易 道廣大,無所不包。《易》乃圣人法天則地而作,故有天地之理;作《易》是為了 垂教,故有人倫之理和王道之理:“《易》者所以繼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 不僅有修齊治平(諸如“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的大經大法,以存綱紀;而 且還有“度時制宜,作為網罟,以佃以漁”等具體利民措施,“以贍民用”。只要 遵循易理,就能使陰陽有序,百物和順,社會安定,群生和洽,國祚就能傳之無窮。 其七,易歷三古,人更三圣。在《周易》作者這個聚訟頗多的問題上,孔穎達綜合 諸家,作了總結性結論。他采用《漢書》“人更三圣,世歷三古”的說法,認為 “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系辭》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 之。”“圣人”即伏羲。伏羲得河圖,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畫為八卦,“萬物之 象皆在其中”,故《系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八卦雖具萬物之象, 但未盡萬物變通之理,故圣人再“因而重之”,將八卦重為六十四卦,于是變化之 理仙然明備。《系辭》說:“因而重之,爻(變)在其中矣。”《系辭》又說: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誰有憂患呢?《史記》說了: “文王因而演易”,這就是“作易者有憂患”者也。具體說即是文工作卦辭。有人 說交辭也是文王所作,但是歷考其中許多文王身后之事,孔穎達認為交辭為周公所 作。《左傳》載,韓宣子觀書太史,“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 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觀《易》象而知周公之德,是必《周 易》與周公有關,故定爻辭為周公所作。至于“十翼”,則為孔子所作。作《易》 者,實有四位,而稱“三圣”者,因周公為文王之子,兼于父子,故曰三圣。孔穎 達一言論定,遂成千古公論。
    其論《尚書》也頗為典實。首先,認為《書》是先王史料,并不神秘:“《書》 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全是些往古帝王的誥命和史官的記錄,無非 歷史文獻資料。認為尚書就是以先王言行來垂教后世。他說,《尚書》之中,內容 多樣,涉及面廣,有的是帝王設為教令來統馭群下;有的是臣下敷陳禮樂以規諫君 王。有時又宣明威令以嚴肅政紀,有時則布列和順來調和風雨……其間不乏垂范作 用。運用得當就百事大吉,倘若失之毫厘就會差之千里。真象樞機關鍵,不可等閑 視之。他還論述了《書》的文體,認為書有典、謨、訓、誥、誓五體,皆各有源起: 典漠起于堯舜,誓誥始自湯武:“勛華揖讓而典漠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嘉言 懿行,其來遠矣!至于《書》的編者,孔穎達承襲司馬遷之說,定為孔子。他說孔 子生于衰周,有崇高的德行卻無適當的地位,道之不行,遂講求圣人之道以教化人 心,取檔案資料,刪繁就簡,去粗取精,編為《書經》。時限上“上斷堯舜,下終 秦魯,時歷五代,書總百篇”;內容上,都是先王“前言往行足以垂法將來”者。 但是,在《尚書》問題上,孔穎達卻犯了采用偽孔傳的錯誤,歷來頗受非議。《尚 書》的流傳,最多糾葛。相傳孔子刪書百篇,秦焚書,《尚書》散佚。漢興,濟南 伏生憑記憶傳授,僅得29篇。當時以漢隸寫錄,史稱《今文尚書》。西漢流行歐陽、 大小夏侯之學,都是今文。景武之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孔氏壁藏古經,其中有 《尚書》,用戰國古文寫成。孔安國以今文校讀,多出16篇,是為《古文尚書》。 當時只藏于禁中,民間并無傳授,孔安國是否給它作傳也很難說。由于知之者稀, 漢成帝時,張霸竟偽造《古文尚書》102篇,號稱“百兩篇”。王莽興古文,立有 《古文尚書》博士。東漢頗有傳人,但都只傳其中與今文相同的29篇。馬融、鄭玄 所作《書注》,也限于此。其余16篇稱《逸書》,因無傳授,漸漸失傳。直到東晉, 梅賾獻出號稱孔安國作傳的《古文尚書》,共59篇。經后人考定,其經文有33篇系 分析今文29篇而成;另外25篇系摭拾舊文,雜糅而成。又搜羅古訓,配以傳注,托 為孔安國所作。只要考察一下《尚書》流傳情況,其作偽之跡就不難發現。特別是 傳文有很多作偽的蛛絲馬跡,出現很多孔安國身后的地名,有些注解甚至與孔注 《論語》相左,如此之類,只要稍加考訂便可立知其偽。可是孔穎達根本沒懷疑過 它,反而稱贊“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尚書正義序》), 有跨鄭愈馬,獨步天下之優勢!將自己素所研習的鄭玄注《尚書》束之高閣,盡棄 前學而學焉。舍真從贗,實在難辭“朱紫不別”之責!但是,這不是孔穎達一人的 過錯,當時整個時代風氣即是如此。西晉末年以來,神州板蕩,文雅無存。永嘉之 亂,書缺簡脫,先師舊說,更是蕩然無存。今文三家《書》亡,學者唯傳鄭注《尚 書》,馬融、王肅之學,存而不傳。梅賾趁典籍極衰之時,獻《古文尚書》,其篇 章多于現行各《書》,注解又托于安國,于時最古;加之釋義亦是精心撰就,不乏 精義,且多與馬、王之說相合。比于鄭氏書注,真是別開生面,十分喜人。而當時 南朝諸儒,多尚玄談而少實學,無異騙子遇上愚人,自然贗品得售,其貨大行了。 北朝土人素慕江南衣冠文物,南人所舉,北人斯趨,即使博學如“二劉”、深湛若 陸德明的人,也莫不歙然趨風,毫不懷疑。“二劉”是北朝最早研習偽《古文尚書》 的人,是受南學影響;陸德明自隋入隋,所撰《經典釋文》,《書經》即以偽古文 為本,本為南學。孔穎達先學鄭氏《尚書》,后從劉悼治孔氏古文,就是受這種時 代風尚的毒害。在整個社會都崇信偽古文的情況下,孔穎達受其影響就十分自然了。 不僅孔穎達相信偽古文,他的《五經正義》編撰班子也相信;不僅《正義》班子相 信,自孔穎達至北宋,也無人敢懷疑偽孔傳。直到南宋朱熹,才因古文諸篇文字反 比今文文從字順而懷疑它。至明人梅囗、清人閻若璩詳加考定,偽古文作偽之跡才 最終大白于天下。因此,孔穎達用偽古文不僅僅是他一人的固陋,而是整個時代風 氣使然,不可厚非。但是他采用偽古文作為官頒經典,今天偽孔《尚書》仍以十三 經之一的形式保存于《十三經注疏》之中,使贗品披上合法的外衣欺愚眾人,起了 很壞的作用。
    其論《詩經》,曰:“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毛詩正義 序》,下同)不外乎歌功頌德、勸人從善之行吟。這些長吟短唱,作之者雖然是自 我感情流露,但卻有益于生靈教化。對于統治者來說,《詩》還可以觀為政之得失: “若政遇醇和,則歡娛被于朝野;時當慘黷,亦怨刺形于詠歌。作之者所以暢懷舒 憤,聞之者足以塞違從正。”詩歌是作者情感的流露,是社會的風標,是政治的雨 晴表,觀乎詩即知其喜怒哀樂,治亂興衰。所以詩歌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一種小技, 詩歌一樣可以用于教化,眼務于政治,故圣人于六藝之中,要設詩教。關于詩歌的 起源,孔穎達提出性情說。古語有“詩言志”,孔穎達認為詩歌起原于性情,情有 所動,聲發乎外,其韻律合乎一定的節奏韻律,這就是詩。由于詩是有感于天地萬 物之情而生,詩出之自然,一經產生,詩就有強烈的反作用,故能“感天地、動鬼 神”,更能諷勵人倫,敦厚風俗。他認為詩理產生很古,因為性情古已有之,甚至 遠至人類之前。如燕雀啁噍,有煩碎憂苦之情;鸞鳳展翅,有翩翩起舞之容。可見 《詩》理是在開天辟地之初,動植分化之始就已具備了的。不過有形的詩歌卻有其 誕生的歷史過程。他于是又提出世運產生詩歌之說。認為上古帝王政務質實,一切 從簡,無須諷諭;中古政務繁劇,有失有成,于是有漚歌的迫切需要。唐虞之時, 有詩的萌芽,而黃帝之世,卻不見詩跡。其后時運每降,凡經三代,故詩逾三千。 詩之根本在性情,而詩之產生則在時政。今本《詩經》就是孔子從三千古詩之中, “厘正遺文,得其精華”,選編而成的。
    關于禮,他說:“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 之欲。”(《禮記正義序》,下同)認為禮的終極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 接依據則是人的情欲,具有宇宙法則的必然性和人情需要的必要性,既神圣又重要。 他說:人有喜怒哀樂之志,動靜好惡之心,修養好的可以克服欲望的沖動有所不為, 而修養差的就會受貪欲的驅使而無所不為了。因此“古先圣人鑒其若此,欲保之以 正直,納之德義……故乃上法國象(天),下參方載(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可見禮的設置完全是善意的,意欲克服人性粗野的一面,發揚其良善的一面,是維 持社會安定、人群和諧的設施。禮之于人,猶堤防之于洪水,韁繩之于烈馬,是一 種防范和馴化措施。孔穎達還進一步從自然界的秩序性和動物的嗜欲現象中,找到 了禮義精神的客觀依據,論證禮的產生淵源悠遠。他說:“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 若羊羔跪乳,鴻雁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尊卑秩序是生物的本性,而事物生 來就有秩序,“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可見,禮有其客觀必然性。那么儒家 所研習的禮又產生于何時呢?他說禮的產生有一個發展過程:“播黍則大享(禮) 之濫觴,土鼓(樂)乃云門(舞)之拳石(基礎),冠冕飾于軒(黃帝)初,玉帛 朝于虞(舜)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淚乎旦姬(周公), 負囗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據《禮記》所載,燔黍、土鼓都 是神農時代的禮樂。神農與黃帝、堯舜都是上古軍事民主制時期首領,屬于氏族社 會。孔穎達把中國傳統禮樂遠溯于原始社會,這是合乎民俗學研究結果的。他考察 了五禮產生過程,說尊卑之禮起于遂皇,嫁娶嘉禮始于伏羲,祭禮吉禮起于神農, 至黃帝,吉兇軍賓嘉五禮備,然而形成制度,定為典則,則在周公輔成之時矣。雖 然一鱗半爪未免牽強,但說禮制產生是逐漸完備的,則見識過人。在談禮的功能時, 孔穎達綜合舊說,從聲訓的角度訓釋說:“禮,體也,履也,理也。”體是體用之 體,即根本法則,統之于心;履即實踐,即體用之用,指禮節儀文指導實踐;理即 治,指禮具有使天下走向大治的功能。具體地講,《周禮》屬于體,是經邦治國之 大經大法;《儀禮》屬于履,是日常生活的行為準則。也就是文獻所謂“經禮三百 (周禮),曲禮三千(儀禮)”。經之與曲,體之與履,一大一小,一簡一繁,各 有專主,相輔為用。至于三禮的作者,孔穎達明確認為:“周公所制之禮則《周官》 (周禮)、《儀和》也。”孔子的功勞,則是在禮壞樂崩的春秋時期“訂禮正樂”。 《禮記》則是孔子弟子“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其中“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 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禮記》是禮樂原理的理論闡述,無怪乎孔穎 達要取它來代表“禮經”了。
    孔穎達論《春秋》說:“《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古史職之書。” (《春秋正義序》,下同)《春秋》就其本源上講,不外乎史官記事的史書。然而 記事之中有書法存焉,那就是褒善貶惡,而褒貶的標準則是禮義,故《春秋》即是 禮樂原理的具體運用。通過敘事來寓褒貶,通過褒貶來宣傳禮法,這就是《春秋》 的主題思想。孔穎達說:春秋之時,“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 階級矛盾,民族矛盾,社會治安,倫理道德,無一不尖銳對立,十分混亂。孔子生 逢亂世,心懷大圣,“想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 之以道則不用”,讀書人一無所有,只有將滿腔熱情與憤懣訴諸筆端,著書立說以 存其正論。因魯史所記多有得失善惡之行,故依據經法來一一加以繩正,予以褒貶。 他的褒貶十分貼切準確,令人信眼,“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 蕭斧之誅!”真是威力無比,一枝禿筆勝過十萬雄兵!
    自從孔子死后,對六經的論述雖然時見載籍,但都沒有孔穎達評說得這樣全面 具體、影響深遠。鄭玄、王肅遍注群經,容或有較系統的論述(如鄭氏《六藝論》), 但現在大都失傳,不像孔氏諸說保存完整。自從唐代將《五經正義》頒行天下后, 迄至北宋數百年間,孔穎達那平實詳正的經論便成為后學諸儒奉行的正統理論,即 使后代已重訂《五經大全》,《五經正義》的觀點也常常作為傳統的說法來加以引 證。它跨宋逾明,直到清朝,仍然作為《十三經注疏》中的主體內容刊刻不絕。如 果要考察中國古籍的版本之最,《五經正義》毫無疑問將雄居榜首。其發行之廣, 影響之深,已遠遠超出了唐統治者統一經說以利科舉考試的初衷,進而對整個中國 經學的統一和規范工作作出了特殊貢獻。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書也無盡善 盡美之作。盡管《五經正義》已經經過通人指責、復審考校,但仍然難免小疵。前 人常指責正義的失誤有三:“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皮錫瑞 《經學歷史》)曲徇注文,指正義完全以注文之是非為是非,凡注文所言,必盡量 反復為之疏通證明,有時甚至對錯誤的注解也不加駁證,反而曲為之說。這當然不 合乎科學精神,但是疏家之義,本不破注,更不駁注,因此皇侃為《禮記》鄭玄注 作疏,時規鄭失,孔穎達反而譏他“狐死不首其丘,葉落不歸其本”(《禮記正義 序》),失去疏家本旨;劉炫作《春秋左氏傳》疏,用杜注卻匡杜失,孔穎達也斥 責他“蠹生于木還食其木,非其理也。”(《春秋正義序》)于是將他駁杜之處一 一刊去。可見曲徇注文正合疏家規矩。至于雜引讖文,也要區別對待,讖文固多為 偽托,義理浮淺,當然不足為據;但是讖文也有很多兩漢經師講經遺說,說是孔子 之遺,固然虛妄,但義理精深,而又合乎孔子思想者,有利于封建道德者,引之又 何妨?“三綱”之說見于《禮緯含文嘉》,“易兼三義”之說見于《易緯·乾鑿度》, 多精妙絕倫,堪為儀則。論者又說正義前后互歧,究其原因,在于所據經注和疏本 不同,原作者各有所尚,正義有時也因之以存異說。如《易》、《書》正義多引讖 文,而《春秋》正義又駁讖甚詳,諸書對緯說態度就不一樣,徒煩讀者視聽。但這 些對于洋洋灑灑數百萬言的《五經正義》來說,畢竟是白璧微瑕,大純小疵,絲毫 無損于《五經正義》統一經學,垂教百世的歷史功績。
    主要參考書
    1.《舊唐書·孔穎達傳》
    2.《新唐書·儒學上》
    3.《五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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