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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哀牢族與南詔蒙氏,銀生城與車里茶山 (選載)

    作者:yiwugaofachang / 公眾號:chazhugfc 發布時間:2018-10-09

    二、南詔王族(哀牢族)的族類
    (一)南詔王族是哀牢族
    《唐書·南蠻傳》載:“南詔,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也。”明 楊慎《增訂南詔野史·南詔》也載:“溪谷間,分九十九部落,而南詔出焉。”其意為哀牢眾多部落中,數南詔蒙氏家族最出色。顯見其“南詔”所指并非南詔國家及其全民,而是南詔王族。并非南詔全民都是哀牢族后裔,而是南詔王族為哀牢族后裔。既如此,辨清哀牢族類別,便知南詔王族類別。該民族,既稱“哀牢族”或“九隆族”,又稱“蒙氏”或“蒙舍蠻”,因而其部落又稱“蒙舍詔”。但由其統一的另五詔之王族,未必都是蒙氏家族,即未必是哀牢族。如“越析詔”,又稱“磨些詔”,屬白蠻;“阿育王”三個兒子及其舅之后裔也不是。另“蒙嶲詔”也未必是。南詔其統一六詔前原在巍山,先祖習農樂為避謀害奉母命逃往該山。元張道宗《紀古滇說集》所載“習農樂”就是新、舊《唐書·南詔傳》等所載的“細奴羅”,僅是語音微異而用字有別。滇王莊蹻的后裔,即南詔先王張仁果,嫁女并遜權位于蒙氏后裔細奴羅,也就是習農樂,這也佐證南詔王族為沙壹后裔“哀牢族”人。
    西南族源具有綜合性,即包括東夷,北狄、西戎、南蠻分支,如“阿育王”裔、“哀牢”裔、“盤瓠”裔、“竹王”裔、“漢裳”裔、“莊蹻”苗裔等。
    《文獻通考·四裔考》載:有“筰都縣,其人被髪左衽,言語多好譬類”者;有“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者;有“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者;有“吹瓢笙如蚊蚋聲,數十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為節……皆蓬髪,面目黧黑,狀如猿猱。使者衣虎皮氈裘,以虎尾插首為飾。”者。還有《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古哀牢國……有穿胸、儋耳種;閩越濮、鳩僚。其渠帥皆曰王。”者,以及《后漢書·南蠻》:“其外又有巂、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者。顯見哀牢國及其附近區域居民不全是哀牢族,混雜著多民族。其中有專業牧民;有耕種兼牧民;有專業耕種居民;還有專采野生與狩獵野民。肉食和野菜都以生食為主。整個區域各民族都以肉為主食,注定離不開茶品以助消化和解油膩及毒素。
    (二)哀牢族特征
    《后漢書·西南夷列傳》:“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其母鳥語……因名子曰九隆。及后長大……遂共推以為王。后牢山下……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聚以為妻,后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死……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婦人,一切不施粉黛,貴者以綾錦為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為飾。兩股辮其發為髻,髻上及耳,多綴真珠、金、貝、瑟瑟、琥珀。貴家仆女亦有裙衫,常披氈,及以繒帛韜其髻,亦謂之頭囊。”其俗特點:漁業為生,其母鳥語,以龍為崇信物,刻龍文于徑臂,衣后著尾,分置小王,知染采文繡。有渠帥,所居區域或附近的竹類稱“濮竹”。但這是包括其范圍混居的眾多民族及其習俗,不全是哀牢族本系及其習俗。
    (三)南詔國域混雜的民族與習俗
    如《史記》載:“昆明皆編發,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新唐書·南蠻》載:“爨蠻西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隨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其中“昆明”即“昆彌”,亦即大理、洱海周邊各民族,雖“皆編發”,但“隨畜遷徙,無常處,無君長”。《華陽國志·南中志》:“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這是永昌至洱海范圍又至滇池西部片區部分民俗。唐《蠻書·南蠻》“穿鼻蠻部落,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領。若是君長,即以絲繩系其環,使人牽起乃行。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令透出鼻孔中。”和“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面蠻,并在永昌、開南,雜類種也……皆當頂為一髻,以青布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皆為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這些民族習俗中,雖帶南詔蒙氏哀牢族習俗痕跡,但無幾突出的共同點。這是因為,《華陽國志·南中志》載:“孝武時……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章武初……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云南、建寧界,以實二郡。”《新唐書·南蠻》載:“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脅西爨,徙戶二十余萬于永昌城……烏蠻種復振,徙居西爨故地,與峰州為鄰。”該書又載:“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吐蕃……破茫蠻,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云南東北。”和“弄棟蠻,則白蠻苗裔……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破掠吐蕃地邑,收獲弄棟城,遷于永昌之城。”《蠻書·南蠻》也載“裳人,本漢人……不知遷徙年月。初襲漢服,后稍參諸戎風俗,迄今朝霞纏頭,其余無異。貞元十年,南詔……獲裳人數千戶,即移于云南東北諸川。”該書又載:“柘東城……貞元十年,南詔破西戎,遷施、順、磨些諸種數萬戶以實其地。”該書還載:“浪穹詔……貞元十年,南詔攻城邑,虜其王尋羅并宗族置于蒙舍城,養給之。”和“長裈蠻,本烏蠻之后……其本俗皆衣長裈曳地,更無衣服,惟牛羊皮。南詔既破劍、浪,遂遷其部落,與施、順諸蠻居養給之。”以及“順蠻,本烏蠻種類,初與施蠻部落參居劍、共諸川。……男女風俗與施蠻略同,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虜其王傍彌潛宗族,置于云南白巖,養給之。”《新唐書·南蠻》還載:“邆睒詔……鄧羅顛死,子顛文托立。南詔破劍川,虜之。徙永昌。”和“河蠻,本西洱河人……河蠻遂進遷化……貞元十年,浪詔破敗,復徙于云南東北柘東以居。”該書又載:“時大和三年也。嵯巔乃悉眾……入成都……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以及其所引《驃國傳》:“開州刺史唐次述……‘大和六年,南詔掠其民三千,徙之柘東’。”這使南詔區域僅從永昌周邊經洱海范圍到滇池周圍,有氐、羌、胡、濮、苗、越、漢、白馬、突厥等諸類混居,互取長短,習俗相互滲透。同時,《新唐書·南蠻》載:“請以大臣子弟質于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即送臣官子弟讓韋皋當人質,送往成都就讀于漢孰。又使其貴族后裔逐代漢化。民族語言的相互借鑒,族語音也固然隨之蛻變。《華陽國志·南中志》則載:“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始興文學,漸遷其俗。”
    這樣多民族交錯混雜生存,難免互補長短,相互借鑒吸收,使各民族風俗異化,致使其習俗混雜。
    另外,唐樊綽《蠻書》:“獨錦蠻,烏蠻苗裔也……其族多姓李。異牟尋母,獨錦蠻之女也。牟尋之姑,亦嫁獨錦蠻。獨錦蠻之女,為牟尋妻,有子委負監……磨些蠻在施蠻外,與南詔為婚姻嫁,又與越析詔姻婭。……桃花人,本屬安南林西原七綰洞主大首領李由獨管轄,亦為境上戍卒……由獨兄弟所不禁,被蠻柘東節度使與書信將外甥嫁與李由獨小男,補柘東押衙。”甚至于,其首代沙壹與蒙迦獨夫婦都有可能是異族通婚。這樣以來,哀牢族,尤其南詔王族,即使有某些民族少數習俗,也不足以判定其先人為該民族。象這種各民族之間,尤其各王族之間通婚,混血繁衍,也就難免混俗性教化。歷經數百年幾十代異族間的異俗浸透,各民族都難免演化為其他民族或混雜其他民族的部分習俗。所以有必要全方位考查各民族早期習俗。
    眾古籍中,對西南諸蠻夷的來歷,本該以“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的最初化分及其突出特征來循流朔源。但這是有史以后的事,各族部在史前就完全有可能分流。而且隨著歷史的進程,世事的變遷,各民族都不同方向、路徑和片區交錯遷徙和雜居,相互混雜和通婚,其習俗及外貌特征都發生變化,很難追根朔源,僅截取各綜族繁衍興盛的某些轉折性關鍵或重要環節為其族源開端。如介紹“阿育王”裔、“哀牢”裔、“盤瓠”裔、“三苗”西羌裔、“竹王”裔。“漢裳”裔、“莊蹻”苗裔等族系。但古人敘事,常用褒夸或貶夸兩種辭法,兩種都將真實對象神秘化,蒙上秘傳傳奇之色彩;區別是褒夸含美化意,貶夸含丑化意。槃瓠事之敘述屬貶夸,含丑化意,是為突出其裔風俗和語言較漢語的詭異及其突出特點,故而使讀者倍覺謊謬,其實是因無法朔其根源,將其真實宗源及習俗玄虛化。沙壹九隆子事之敘述,屬褒夸,含美化意,是為突出南詔身世之神異與不凡;對“槃瓠”族系則用貶夸法,原因是無法揭示其“衣著尾”而虛述。其實,“盤瓠”未必真是“畜狗”,完全有可能是“家奴”被貶稱“狗奴才”之意。對于“竹王”裔的敘述,既因無法揭示其崇信竹神之緣故,又為突出該特點,也用褒夸法以使神秘化。而對“阿育王”三子所傳白馬氏,則屬素敘,更貼近現實,顯更真實,僅具傳奇色彩。
    其實,歷代史籍的化分就早已有些混亂,其孤立性記載未必能作為各族后期分辨的可靠依據。比如“南中”“蠻”類與“夷”類的化分,至少不同朝代居于南方的民族未必還是原先的“蠻”;早期的“越地”到后期未必還居著“越人”。因而,有人認定漢代的“越”是“濮”和“獠”,就錯了。除了區域和習俗特征,還必須注意各個歷史事件。
    從上述哀牢族“依皆著尾”、“遂共推以為王”和“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溪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等來論,據《文獻通考·四裔考》“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衣裳斑斕,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的記載,哀牢族有盤瓠后裔即“獠”族系的習俗。但其王族曾與“獠”類“獨錦蠻”通婚,而且原居區域與東面“獠”裔相鄰,后代有其血統及習俗,故其最初通婚的那代人及其前幾代人未必是“獠”。
    從哀牢族“罽毲帛疊”,即制獸畜皮以縫制服裝與履鞋而論,是帶有“巢居…冠熊皮,被猛獸革…冠烏熊皮冠…身披毛帔”的突厥等血緣與習俗。“散居溪谷”和“山川阻深”即相對穩定居住于山區河畔,多為哈尼、拉祜、布朗(濮類)等族。但“絕域荒外”,是指不屬于境內的“要服”族,屬于境外的“荒服”民族;所以“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亦即該民族素來居于歷代華夏交往過的區域之外界。由于歷代疆域推進不同,各民族內屬年代有別,如濮人等族早在周武王伐紂前后就內屬,并曾幫其覆滅紂王,而哀牢族是建武“二十七年”開始僅部分內屬,而“九十九部落”中的多數部落則至元代初都仍“絕域荒外”。
    所謂“哀牢人皆穿鼻”之說,頗顯擴大化,實際“穿鼻蠻”僅是其轄區民族的其中部分,并不包括哀牢族人。 因為《蠻書·南蠻》載:“穿鼻蠻……并在柘東南,生雜類也……以徑尺金環穿鼻中隔,下垂過領。……其次者,以花頭金釘兩枚從鼻兩邊穿……今亦為南詔所總,攻戰即點之。”從唐代起至清代的介紹西南各民族的史籍所載,穿鼻者都只是其中部分,史籍已將它與哀牢族區分開,而且其開初是來自瀾滄江西面。
    (四)哀牢族的傳統布匹與服飾
    對于哀牢族“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之傳統,據《蠻書·南蠻》中“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并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為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之記載,證明此為哀牢族素有的傳統習俗。又因云南手工紡線與織布機械數哈尼族的最為落后,即其它民族紡線的旋轉部件是圓圈,哈尼族(尤其愛尼人)旋轉部件則是同長度而環列的叉,即更為落后。這更落后的紡織機械,直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都沒有借鑒其他民族之優點加以改進。故而該機械及技術,反而最先出自哈尼族。“潔白不受垢污”者“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就是以潔白棉布覆蓋亡人遺體,為彝族、回族、滿族、哈尼族等習俗,但最初應是西南最先紡織棉布的哈尼族。
    哀牢族“知染文彩繡”技術,即染彩與刺繡技術,《新唐書·南蠻》內“入成都……將還,乃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南詔自是工文織,與中國埒。”和《蠻書·南蠻》中“俗不解織綾羅,自大和三年蠻賊寇西川,虜掠巧兒及女工非少,如今悉解織綾羅也。”之記載足以解釋,亦即此技術唐代才從蜀人引以傳授。按人類技術推進規律而言,原先“蠻地無桑蠶”,是靠“罽毲帛疊”或“木皮遮體”;其后“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繼而才如《蠻書·卷七》所言“悉養柘,蠶繞樹。村邑人家,柘林多者數頃,聳干數丈。……抽絲法稍異中土。精者為紡絲綾,亦織為錦及絹。其紡絲入朱紫以為上服。錦文頗有密致奇采,蠻及家口悉不許為衣服。其絹極粗,原細入色,制如衾被,庶賤男女計以披之。亦有刺繡,蠻王并清平官禮衣悉服錦繡,皆上綴波羅皮。”其中“悉”義為“都”或“全”;“禮”義為“禮服”或“制服”;“皆上綴波羅皮”即都縫嵌有虎皮。“制桐華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后服之。”是專列于“哀牢族”名下的技術和習俗。《文獻通考·四裔考》也載:“自曲靖州至滇池,人水耕,食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大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其中后者與之同類。《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因當時該地名不稱“廣”,其內的“廣幅”意即是“寬幅”,故而“廣幅布”,也屬“幅廣五尺”的“桐華布”,而且該族也是“垂肩三寸”的“貴長耳”族。其中的“武帝元鼎五年”即公元前一一二年,此時交趾轄區即越南北部也有同類民族。
    就滇西南先民以棉花紡線織為棉布而論,應是本土屬于高原區,素有梧桐木棉,故而界于“皮衣”或“木皮衣”之后,以“柘蠶”代“桑蠶”之前及初期,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形成的技藝和“土俗”。哀牢族“婦人……貴者以綾錦為裙襦,其上仍披錦方幅為飾。”其中,“裙襦”的“襦”是短衣,并非與“裙”相連;“錦”,即錦繡、刺繡;“方幅”即方形布塊,“錦方幅”即帶刺繡的方塊布幅,“其上仍披錦方幅為飾”就是在服裝外前方補充方幅繡花圍裙,俗稱“圍腰布”,這也是哈尼族傳統服飾的突出特征,它不是傣族的“斜披青布條”。如《蠻書·卷七》就載“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面蠻,并在永昌、開南雜類種也。……皆當頂為一髻,以青布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其中“通身袴”表明當時傣女服裝與現今有別,屬于連衣裙。而其“斜披青布條”與哀牢“披錦方幅為飾”也分明不同。
    上述介紹“哀牢族”特征的引文內,“兩股辮其發為環髻,髻上及耳,多綴真珠、金、貝、瑟瑟、琥珀。”也是哈尼族女性,尤其盛行于兒童、少女群體的習俗。“貴家仆女亦有裙衫”,言外之意猶言“普通貧民的女性”一般就“無裙衫”了,那就只會是“樹葉蔽(下)體”,即“裸身”。“以繒帛韜其髻,亦謂之頭囊”也類似哈尼族頭飾的雛形,應是其衍變改進以前,亦即先前模式。
    (五)哀牢族及其異族
    從博南山的“其竹”“名曰濮竹”而論,表面上證明其為濮人,其實僅占其中少部分。因為《文獻通考·四裔考》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在永昌西南……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其內“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就是西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領內屬的博南、哀牢兩縣族群中,擁有“濮竹”的瀾滄江東北岸博南縣居有部分濮人,其居住區域與哀牢地“相接”,而且依附于“博南、哀牢二縣”的“哀牢族”部落,并非說“哀牢族”是“濮”類。既然兩族群相依附生存于同范圍,就難免相互同化和各自異化。可見《西南夷的分布和族屬》等文所謂“《后漢書》及《華陽國志》又將哀牢夷稱為濮”之說,是對這兩部史籍所載內容的主觀歪曲,事實并非如此。“哀牢”族“衣后著尾”和“知染采文繡……織成文章如綾錦”等習俗,就足以表明其并非“濮”類。據《蠻書·南蠻》載“自瀾滄江已西,越賧撲子,其種并是望苴子……開元已前閉絕,與六詔不通。”和“望苴子蠻,在瀾滄江以西,是盛羅皮所討定也。”的記載,以及元代李京《云南志略·諸夷風俗》載:“蒲蠻,一名撲子蠻,在瀾滄江以西。”的記載,都證明其早先在“瀾滄江以西”。其內“與六詔不通”和“所討定”,則表明原為異域別族。再聯系現實,除川、黔及其周邊以外,西南邊界內外濮人主要居住于瀾滄江西面或西南面。但據《蠻書·貝僉》“銀生城在撲賧之南……勃泥、昆侖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以黃金麝香為貴貨。撲子、長鬃等數十種蠻。”的記載,瀾滄江東面或東北面也居有部分濮人(如李恢就曾遷眾多濮人于滇池附近)。因其中的“撲子”即“望苴子”、“蒲蠻”都是“濮人”支系。因此,《中國古代地名大詞典》所謂“濮人在今順寧,皆在瀾滄江之內也。”之認定嚴重失實。況且,《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還載“章武初,郡無太守……六年……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云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呂氏世官領郡,于今三世矣。”可見云南濮人,尤其是瀾滄江東面的濮人,多數是移民后裔,亦即外來移民繁衍的后代。末句里“呂氏”就是呂嘉或呂不韋族人;“世官領郡”就是世襲官員統領郡級政區轄地。
    從哀牢族“身繡龍紋”且以龍為崇信物和濮人后裔布郎族紋身習俗而論,哀牢族與濮人有相似習俗,但因其居住地與部分濮人居住區域相鄰。同時,其祖母沙壹夫父本身當年就是捕魚為生,因此也會早有此俗。或者其祖先本身就是南方江海邊南越漁業民族。況且,上述《文獻通考》所載“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已將兩者區分。
    據《華陽國志·南中志》等籍所載,“滇濮”都是“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永昌西南范圍即“云南徼外”則是“鏤面”、“折齒”、“黑焚”之三濮。而“哀牢族”是“邑居”和“分置小王”,也無“左衽”及鏤面、折齒、黑焚的特征,兩者明顯不同類。
    該引文內“銀生城”范圍的“勃泥”也疑為哈尼族支系。另《蠻書·貝僉》所載“又開南城在龍尾城南十一日程……去昆侖三日程。中間又管模迦羅、干泥、禮強子等族類五部落。”其中的“干泥”也屬于哈尼族支系。《元史·地理志》載:“和泥開南州,下。州在路西南……昔樸、和泥二蠻所居也。莊王滇池,漢武開西南夷,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嘗涉其境。至蒙氏興,立銀生府,后為金齒、白蠻所陷,移府治于威楚,開南遂為生蠻所據。”和“威遠州,下。州在開南州西南,其川有六,昔撲、和泥二蠻所居。至蒙氏興,開威楚為郡,而州境始通。其后金齒、白夷蠻酋阿只步等奪其地。”其內的“和泥”也都屬于哈尼族支系,而且此兩地自古主要由哈尼族居住,其次才是濮人。史籍記載中,瀾滄江西面在唐代及其以前幾乎未居有哈尼族。再聯系現實情形,可知哈尼族自古主要居于瀾滄江東面,南澗、楚雄南部,雙柏、新平等地及其以南區域至越南西北,老撾、緬甸北部。“金齒”、“白蠻”即傣族等是唐代才從滇池附近“滇越國”和瀾滄江西面“乘象國”逐步遷入。因而史籍所載最早居住于“哀牢山”的民族,主要就是哈尼族。
    史籍中,雖將哈尼族支系單獨稱為“和泥”、“幹泥”、“干泥”,但唐宋及其以前沒像“撲子”和“穿鼻”等其他民族那樣單獨列條以專項介紹其習俗,也就是很少將它作為另具獨特習俗的單獨民族來介紹其習俗。其原因就是已介紹其內較為開化的南詔王族,而且多原居或流串境外,支系繁多復雜,習俗互有差異。
    由于多民族長期混居生存和復雜的通婚,各民族間風俗交錯借鑒而混雜,后人著書立傳時,很難理清其后期習俗何時如何而來。致使其所載的某些習俗其實并非本民族原習俗,而是其它民族的習俗。如果判別其后期遺裔的民族類別,只能視其以哪類民族風俗為主,將其化歸哪類民族。但判定其原先為哪各種族類,就必須依據其早期習俗。故而史籍所載已北上者的后期習俗,已不能作為分辨其原先民族類別的依據。以它們為依據,也很難分辨其民族類別。而留于故處,未曾北上入內地,也未重返越南或老撾等境內者,內屬年代晚至元明期間,直至改革開放初期,受混雜文化的影響稍小,會基本保留其語言和大致習俗。因此,對其已北上者,只能依據早期生存分布區域和文字記載初期首代人較原始的習俗來分辨。
    上述首代人的習俗,首先是捕魚為生。有此習俗者,又首選東、南方水域民族,即東夷或海域南蠻類別。
    其次是“其母鳥語”特點。《水經注·淹水》載“《春秋》不見于傳,不通于華夏,在海島,人民鳥語。秦始皇開越嶺南,立桂林、南海、象郡。漢武帝元鼎二年,始并百越,啟七郡,于是乃置交趾刺史以督領之。”其內“七郡”即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諸郡。《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巢居鳥語之類。”可見“鳥語”特征民族最早居于“越嶺南”,即南越國域或其周邊;而“巢居”就是從“樹巢”衍變為“干欄”屋的民族,即黎族(清代由法國人所拍攝的倚邦居民,全是黎族服飾)。南越,先王趙佗拜呂嘉為相,繼三世。春秋期,南越曾被吳國兼并,其王勾踐久歷“臥薪償膽”,最終反滅吳國以雪“會稽之恥”。《史紀·越王勾踐世家》載:“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強,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就因于公元前約三零六年前后,楚滅越,“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越人以族群離散,分為諸國或部落,有的甚致群體遷徙。但他們多數實際屬于“蠻”或“胡”,而不是“夷”;“夷”雖與“月氏”同族源,但未必來自“月氏”,理應是“月氏”西遷以前就分離的部落。“儋耳”、“林邑”、“扶南”、占城及后期所稱“真臘”、“道明”等是“夷”。《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東越攻南越,大行王恢救之。恢使番陽令唐蒙曉喻南越。”《史記·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其中“略”意即“侵占”;“南海”郡即珠江三角洲范圍;“象郡”即越南交趾的東北和北部灣北岸范圍。三郡范圍都同屬南越領域,相連成片而彼此互通。這些多重而復雜的變故,使先居海南諸島的“鳥語”族,先遷南越西部沿海和交趾(今河內)轄區范圍,又漸徙哀牢山范圍。
    其三是“儋耳”和“刻畫其身,象龍文”特點。漢代以前,《山海經·大荒北經》:“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此為北海附近島嶼的北“儋耳”族的記載,其特點是“食谷”;《呂氏春秋·恃君》:“雁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時還“四方無君”,其特點仍是“食谷”,也是北“儋耳”。《山海經·海內南經》則載“離耳國、雕題國、北朐國,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對此,郭璞注釋:“鎪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為飾,即‘儋耳’也。在珠崖海渚中。不食五谷,但噉蚌及薯芋也。”這是海南島的“儋耳”,其內“噉”即“吃”或“食”。其中,北海“儋耳”未再現于后期史載,歷代史籍續載者,似乎僅南海“儋耳”。或許北海的部分“儋耳”族歷經輾轉遷于南海諸島,因地改變了食物。橫豎是“儋洱”族出現于南海島嶼,并沿著海岸往西面、甚至往西北內陸移動。《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秦并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自立為南越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分置九郡,交阯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縋之,垂肩三寸。”其內“九郡”是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恥、九真、日南、珠崖、儋耳諸郡。其中的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渠帥都“貴儋耳”,“垂肩三寸”,又屬于“鳥語”之“夷”,與“哀牢族”實情吻合。《漢書·地理志》:“粵地……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封於會稽,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勾踐稱王…武帝元封元年略以為儋耳、珠崖郡。”“略”同“侵占”。其中不僅有“儋耳”俗,還有“以避蛟龍之害”的“文身”俗。
    《文獻通考·四裔考·東夷》載“倭在韓及帶方郡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倭國大亂,更相攻殺,歷年無主。有女子名曰卑彌呼……於是共立為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馀里至侏儒國……自侏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會稽海外有東鳀人。又有夷州及澶州。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州者。”其內“會稽”即浙江紹興范圍;“東鳀”似臺灣。《漢書·東夷列傳》也載:“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余國……其地在會稽東治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法俗多同。”可見各族群在內陸、海岸和海島間流遷定居和繁衍,有限數代人保持原習俗。其中就有“裸身民族”群體組成的“裸國”。而且因其“與朱崖、儋耳相近,故法俗多同。”該籍并載:“弁辰與辰韓雜居……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此言暗示“倭人”亦有“文身”俗。據明楊慎等《增訂南詔野史》“《白古記》:西天天竺摩竭國阿育王驃苴音斜。低娶欠蒙虧為妻,生低蒙苴。苴生九子,長子蒙苴,附羅十六國之祖;次子蒙苴廉,吐蕃之祖;三子蒙苴諾,漢人之祖;四子蒙苴酬,東蠻之祖”的記載,“東夷”也由史前起源于內陸而分離并東遷之部落。《水經注·郁水》載:“《林邑記》曰‘漢置九郡,儋耳與焉。民好徒跣,耳廣垂以為飾,雖男女褻露,不以為羞。……然則信耳,即離耳也。”“林邑”今越南中部。這也是海南諸半島南越交趾附近的“儋耳”,其特點是“不食谷”而食“蚌及薯芋”,而且“男女褻露,不以為羞”即男女皆裸身而習以為常。南朝·范曄《后漢書·東夷列傳》和《文獻通考·四裔考·東夷》等籍都載:“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國俗本裸,文身被髪,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為主,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立其大將范師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所說“扶南”位于今柬埔寨,老撾以南的海濱。因其“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其內“咸”義為“全”或“都”。至“吳、晉時”“蔓死,國亂”,難免族部遷徙。《新唐書·真臘傳》:“道明者,亦文單屬國。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無鹽、鐵,以竹弩射鳥獸自給。”其特點,也裸身,獵鳥獸為生。《隋書》:“真臘國,在林邑西南……婦人亦有白者。悉拳發垂耳”。《北史·真臘》也載:“真臘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發垂耳。”即同是“真臘”族,除裸身,也有“儋耳”俗。“真臘”即今諫葡寨和老撾等區域。《資治通鑒·魏紀》(胡三省注):“堂明,即道明國,在真臘北徼”。“北徼”之意為“北部邊境”。
    可見,兼有“裸身”、“儋耳”、“紋身”、“鳥語”、“不食谷”而食“薯芋”等植物和蚌等水產或禽獸肉類之習俗的“夷”族,從“珠崖海渚”到“真臘北徼”諸河域都有。而“真臘北徼”的“道明”就接越南西北和老撾北部及車里至景東、新平、紅河等片區,也就全在哀牢山區域。
    前文所引《華陽國志·南中志·永昌郡》載:“章武初(元221年)……遷南夷校尉。祥子元康末為永昌太守……呂氏世官領郡,于今三世矣。”其中“呂氏”即南越國宰相呂嘉的族人,曾在此“世官領郡”。《史記·西南夷列傳》載:“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其內所謂“呂越人”即南越宰相呂氏族人所率的南越人;“使間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就是令其往西部“西夷”的西境(經景東、博南,渡瀾滄江、過永昌),尋求道路前往印度。據《晉書·地理志》“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云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為寧州”。“交州”即今越南河內及其北部;“寧州”即今滇東南華寧縣寧州鎮。“交州之永昌”,即“永昌”曾隸屬“交州”管轄,晉“泰始七年”才劃歸“寧州”管轄。后者南部鄰近紅河州,紅河州之金平縣就與越南北部連片。按常琚《華陽國志·南中志》“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和“交趾雖異州部,事連南中,故并志焉。”之記載,不僅“永昌郡”曾隸屬“交(趾)州”管轄,晉泰始七年才與“云南”等四郡劃歸新設的“寧州”轄區;而且整個“南中”的西南部片區,“在昔,蓋夷、越之地”。“蓋”取引伸義“全是”或“都是”。所言“越”是“南越”,屬于“南蠻”;“夷”則是“西南夷”,即史前就輾轉來自海島或北方的“東夷”。其余是后期遷來的“濮”、“羌”等族。該書其后又載:“建興三年春,亮南征……秋,遂平四郡。改益州為建寧,以李恢為太守,加安漢將軍,領交州刺史,移治味縣。”此又是“味縣”的太守“領交州刺史”。“味縣”位處曲晉。故而“交趾”往往“事連南中”。
    可見“鳥語”、“儋耳”、“文身”和“裸身”之水域民族及“呂越人”后裔早就沿其區域的各江逆流或兩岸北上,貫通并群體性深入滇西南內路。“窩泥”和“倭泥”分明是“倭夷”的訛音或別字,但從“西南夷”出現的年代而論,并非由日本至南海岸,而是除流入東海半島者以外的該族部落其它支系到了滇西南。因此,“其母鳥語”和“渠帥儋耳”,滲透“倭夷”血緣或習俗的“哀牢夷”,在南澗南部瀾滄江或其支流捕魚為生也就不足為怪。
    直到唐代樊綽的《蠻書·南蠻》中都還載:永昌西部有“裸形蠻,在尋傳城西三百里為窠穴,謂之為野蠻……其男女遍滿山野,亦無君長。作擖欄舍屋,多女少男,無農田,無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十妻、五妻共一丈夫,盡日持弓,不下擖欄。有外來侵暴者,則射之。其妻入山林采拾蟲魚菜螺蜆等歸,啖食之。”其中“不下”二字表明,該族人是“樓居”,故而“擖欄”屋也就是“干欄”屋。該族雖非哈尼族,但附近的哈尼族裸身不足為奇。
    《晉書·地理志》又載:“始皇初并天下……于是興師逾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即把這范圍原民族劃為“越”;該書其后接載“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恥、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嵩、沈黎、汶山、犍為、益州六郡。”其中“開越”包括南海、蒼梧、郁林、合浦、交恥為“越”郡;珠崖、儋耳實際是“夷”郡;“攘胡”就是九真、日南屬于“胡”郡。而其所謂“西南夷”是指“牂柯、越嵩、沈黎、汶山、犍為、益州六郡。”區域及其居民。對此,《后漢書·西南夷列傳》則載:“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巂、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發,隨畜遷徙無常。自巂東北有莋都國,東北有冉駹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依據“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之方位,“其外又有巂、昆明諸落”中的“嶲”不是前條所引里的“越嶲”,而是“嶲唐”。“越嶲”治地為川南西昌,轄川南與滇北麗江片區,曾是“滇越”的傣族諸支系部落。“益州”治地今晉寧,是“滇越”的南部片區,也曾是傣族田耕、漁業之地。“同師”即“同獅”,早被占入緬北。
    這些就是所謂“西南‘夷’”類,除“哀牢”以外族群的分布區域。
    其中,“夜郎者……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桹木,可以為面,百姓資之……尹珍自以生于荒裔……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學焉。”“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是“濮”類或“彝”類“蠻”。“濮”民頭發是旋紐椎結于頂;“彝”民頭發是編成獨辮旋紐于頂,外以長方布環繞露頂狀“包頭”,但不是“左衽”面衿衣,而是“對襟衣”和寬大褲襠與褲筒。
    “滇王者,莊蹻之后也……河土平敞,多出鸚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其民原先是由“金齒、漆齒、繡腳、繡面、雕題、僧耆等十余部落”組成的“滇越”傣族部落,實際屬于“南蠻”;秦初的原楚將莊蹻為“滇王”以后,雜入眾多“苗”裔,屬于“廩君”后裔“獠”類“蠻”,并非“夷”。《后漢書·西南夷列傳》等籍載:“楚師既振……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即“蠻”對應“洞庭”;而“越”對應“蒼梧”,族別及其居住區域都是區分的。“孤家”原義并非“獨自一人”,“孤”實際是傣語“我”,至今未變。因越王自稱“孤”或“孤家”,其后才被引申為“獨自為尊”。又因有些諸侯王自稱“寡人”,該稱也被引申為“獨自為尊”,就并列為成語“孤家寡人”,即光桿司令。
    “邛都夷者……為越巂郡。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文獻通考·四裔考》載:“夜郎國風俗與東謝蠻同”和“皆牂牱蠻也。俗與東謝同”。既然“邛都”“略與牂柯相類”,“牂柯”和“夜郎”又都與“東謝”同類,那就都屬于“濮”類或“彝”類“蠻”民。史籍所載“蠻夷”和“夷濮”等,實際都是“蠻、夷”和“夷、濮”等。原書無標點符號,被后人注錯并且形成鏈串誤解。
    “莋都夷者……其人皆被發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為沈黎郡。”既然“其人皆被發左衽”,是“西戎”中的“山戎”,為“羌”族,實際不屬于“夷”類。《南齊書》載:“是以辮發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南朝齊都建業,即今南京,“航海來庭”的“辮發左衽”使臣,只會來自朝鮮島。《南齊書·魏虜傳》:“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發左衽,故呼為索頭。”“鮮卑”即朝鮮東面部落,北接“其子”,“匈奴”之“東胡”曾與其為鄰,習俗相類。其又載:“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為姓,故虜為李陵之后。”《宋書·索虜傳》:“索頭虜,姓托跋氏,其先漢將李陵之后也,陵降匈奴”。既然是“鮮卑”族,固然誤為“夷”。
    “冉駹夷者……為汶山郡……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據《文獻通考·四裔考》載:“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為汶山郡……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馀丈,為邛籠。”其中包含“六夷、七羌、九氐”,但“各有部落”分居。“土著”是定居;“隨畜遷徙”是游牧。“累石為室”的“邛籠”顯然是“土著”者傳統習俗;“唯以麥為資”即耕種,也只能是“土著”的傳統職業。“宜畜牧”是“游牧”者生存的環境和職業。“邛”從邑,工聲,形義即是筑城或屋;“邛籠”就是將房屋筑成“籠”的形狀。“冉”原為“冄”,“門”旁,“二”形,義即將房門封閉如“籠”。故而最初修筑“邛籠”“土著”定居“以麥為資”者就是“冄”族。又“冄”與“蚺”同音而連義字,“冄”就是“蚺”,“蚺氐”即“氐”族。“蚺”為“蛇”,是因該族以“女蛇”為其圖騰崇拜。“女蛇”應就是“女蝸”神像。《史記·匈奴列傳》載:“烏桓 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烏桓”是朝鮮古代西北部落。《魏書·吐谷渾傳》載:“突厥 被發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為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鮮卑”曾似“匈奴”游牧,因其帶漢人等別族血緣或習俗,轉為定居,上述“邛籠”就是“穹廬”的穩固和改進化。如《文獻通考·四裔考·馬韓傳》所載“馬韓在西……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無城郭。作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就是朝鮮西部“馬韓部落”的“邛籠”屋舍,與之同類。《巍略》“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于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為浿水。及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浿水……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後稍役屬真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所誘漢亡人滋多”。可見秦、漢期間,曾有眾多漢民入朝鮮半島避難定居。這些都無疑將同化其習俗。
    “駹”為“龍馬”,即“龍駒”,借代牧民。所以,因“宜畜牧”而“游牧”者,起先就是“駹”族。“貴婦人,黨母族”是母系氏族痕跡。此為《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所載:“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接鄯善、車師諸國……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中,末句之義,既是匈奴原俗。也是“羌”族之傳統。《風俗通義佚文》載:“氐,……樂在山谿,本西南夷。”以及“羌,本西戎,卑賤者也,主牧羊,故羌字從‘羊人’,因以為號。”《文獻通考·四裔考》載:“氐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駹東北,廣漢之西……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可見“羌”實為“西戎”;而“氐”是“有姓”的“西戎之別種”,本是“土著”的“冄”族或“蚺”族,屬于“西南‘夷’”,才有耕地“以麥為資”并定居“邛籠”,使風俗本相類似的游牧“西戎”更趨異化,也隨其筑“邛籠”定居。部分“西南‘夷’”也因其地理環境“宜畜牧”,又近游牧的“七戎”而異化改為“畜牧”。所以,“六夷、七羌、九氐”實際原是“十五‘夷’”和“七戎”。
    據《風俗通義》“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之記載,“西南夷”,也應與“東夷”同類民族。但眾史籍卻將“西南夷”稱為“昆侖”或“南蕃”。而藏人又被稱為“西蕃”。“南蕃”和“西蕃”都屬于“吐蕃”。《風俗通》載:“二氐,本西南夷種”;《史記索隱》載:“西接氐、羌”。“氐”族實際就是“蕃”族;而“蕃”族與“鮮卑”族是同根民族,所以稱之為西南“夷”。實際都是“昆侖”后裔。因此,“西南夷”并非來自“鮮卑”,完全有可能在史前就從“昆侖”分別遷散到東、西、南和西南等地。故而印尼、泰緬、老撾、西藏和朝鮮部分民族才都有服飾、頂罐等類似的習俗。
    “戎”族后裔衍變分支為“羌”,始于“爰劍”夫婦。范嘩《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亡歸,秦人追之急,藏于巖穴中得免……又與劓女遇于野,劓,截鼻也。遂成夫婦。女恥其狀,被發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閑……今此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諸羌見爰劍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為豪……爰劍教之田畜,遂見敬信,廬落種人依之者日益眾。至爰劍曾孫忍時……穆公霸有西戎……滅狄、亡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觿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后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牦牛種,越巂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并多娶妻婦。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
    此段起倒逆第八段引文“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的“巂、昆明諸落”就是其前第四段引文內“葉榆、桐師、巂唐”范圍。其民“辮發左衽,隨畜遷徙”,是”“戎”之“氐”族,原初為“東夷”是后期自北部南下。《魏書·序紀》:“鮮卑 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公元前206年,東胡被匈奴冒頓單于擊敗,余部聚居烏桓山和鮮卑山,形成后來的烏桓族與鮮卑族。《后漢書·烏桓傳》:“烏桓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
    于是,上述“南中”范圍,“夜郎”(牂柯),“邛都國”等,除“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之間的“巂、昆明諸落”,以及“滇越”范圍以外,都是“椎結左衽”者;“邑聚而居,能耕田。”者。其中,“夜郎”、“邛都”是“濮人”或“獠”類“蠻”;“滇國”則是“滇越”即“金齒、染齒”等傣族和莊蹻苗裔,而“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之間的“嵩(唐)、昆明諸落”,即永昌、洱海等范圍,是屬“無君長,辮發左衽,隨畜遷徙”者,據《文獻》載:“昆明蠻一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也……人辮首,左衽,與突厥同。逐水草畜牧。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其“與突厥同”,是“東夷”與“北狄”融合的“戎”族類“氐”或“羌”等雜裔。整個“西南夷”范圍實際多數是北狄、西戎和南蠻,僅少數才是從南海諸島“繞轉”來再北上的原“東夷”到“南夷”再為變“西南夷”類別。亦即南面的“益州”轄區南部就連接“哀牢山”范圍由“東夷”先成“南夷”再“西南”的諸部落。
    對于同樣的“南中”范圍,成書更早約七十年(約公元三五二年前后)的東晉 常琚《華陽國志卷四 南中志》則載:“南中,在昔,蓋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葉榆、桐師、巂唐侯王國以十數。編發左衽,隨畜遷徙,莫能相雄長。”其中沒包含邛都和莋都及越嶲,其外幾乎全是牧民,未現農耕種植跡象,就連農耕的“滇濮”都成牧民。但該書其后又載:“建興三年丞相亮之南征,以郡民李恢為太守……李恢遷濮民數千落于云南、建寧界,以實二郡。”其內蜀“建興三年”,虛推為“章武六年(公元二二六年)。”就因“滇濮”等族是此百余年前,在“越”民和“夷”民之后,來自“南中”東北部的移民,滇池范圍農田和魚池等,早歸屬原住的“越”民和“夷”民所有。《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滇王者,莊蹻之后也……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忲。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因而,《文獻通考·四裔考》所載:“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的原因,并非所謂“滇王為王族”或“貴族”后裔之緣故;而是“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上述所引該書所載:“云南”郡治地“姚州”,即今姚安縣棟川鎮。
    其四,是所在方位片區的主要土著族類是哈尼族。《華陽國志·南中志二》載“與夷為姓曰‘遑耶’……世亂犯法,輒依之藏匿……恩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故南人輕為禍變,恃此也。……建寧太守巴西杜俊、朱提太守梓潼雍約,懦鈍無治,政以賄成。俊奪大姓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部曲,致詵弟耐罪……猛等怨之。太安元年秋,詵、叡逐俊以叛。……逐約應之作亂,眾數萬。毅討破之,斬詵首。叡走依遑耶五茶夷帥于陵承……二年,于陵承詣毅,請恕叡罪。毅許之……及叡死,于陵承及詵、猛遑耶怒,扇動謀反,奉建寧太守巴西馬恢為刺史,燒郡……乃殺恢。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吏民……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以五茶夷,昔為亂首,圖討之,未有致罪。”其中的“藪”義為“草野”。《晉書·地理志》載:“太康三年(283年),武帝又廢寧州入益州,立南夷校尉以護之。太安二年(303年),惠帝復置寧州,又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為益州郡。永嘉二年,改益州郡日晉寧”。據此,所引前條中“太安元年”為西晉惠帝太安元年,即公元三零二年。“遑耶”是其習俗姓特定身分;“五茶夷”是某區域夷民群體;“帥”是其職位;“于陵承”是其姓名。將“五茶夷帥”和“于陵承”分為兩人是錯的。末句里“五茶夷,昔為亂首”是借代“五茶夷帥”亦即“于陵承”。而從“及叡死”至“沒吏民”句有兩處矛盾。一是既然已“斬詵首”,怎么還有“詵、猛遑耶怒”?二是“于陵承……怒,扇動謀反,奉……馬恢為刺史,燒郡”,以致“乃殺恢”;但“五茶夷,昔為亂首”,并且“夷愈強盛,破壞郡縣,沒吏民”,怎么反而“未有致罪”?因此,說“于陵承”參與“扇動謀反”實際不可靠或不成立!即使真的參與“謀反”,那也只會是間接“傳言扇動”。另說“交州刺史吾彥遣子威遠將軍咨以援之。”表明晉代就設置了“威遠將軍”,也就是管理了明清時期的威遠范圍,而且隸屬“交州”。因未見其入載于晉代建置制,應不屬于行政機構,僅為邊防治安軍隊建制。同時,次年就復置寧州(今華寧縣寧州鎮),并分西南七縣增設益州郡,加強“晉寧”周邊的建制與管理。這又表明此判亂出于滇南或西南。“五茶夷帥于陵承”應就是“五茶山夷人的渠帥于陵承”;“叡走依遑耶五茶夷帥于陵承”應就是“李叡逃去依靠‘遑耶’五茶山夷人渠帥于陵承處躲避。”既然“五茶夷,昔為亂首,圖討之”卻為何“未有致罪”?假如“五茶夷帥”是內地的官員或豪紳,罪魁禍首,怎可能“未有致罪”?恐李叡也不敢冒然投靠。只有他是境外夷人部落的渠帥,李叡才敢投奔躲避;他也才敢庇護并為之求情,才會“未有致罪”。“圖討之”實際僅是“圖”而“未討”。這才合乎邏輯。“五茶夷”只會是“寧州”西南的今寧洱境“夷”群。以此而論,“普洱五茶山”在西晉太安年間就位于其轄區境外,而且有“夷”人渠帥為君長。當時在晉寧周邊參與判亂的“李叡”要逃避官兵追捕,不可能逃向內地,只能逃往更偏往西南的境外“五茶夷帥”轄境。《讀史方與紀要》載:“車里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落恐蠻界,南至波勒蠻界,西至八百大甸宣慰使司界,北至元江府界。”由此可見“元江”、“落恐”與“車里”之間曾有深遠的同整體淵源。再從清《普洱府志·武備志·兵制》載“車里茶山地方幅員遼闊至二千余里,擺夷、窩泥等狡詐獷犴,反復靡常……極邊瘴疬之區,逼近交、緬、莽、撾諸外域”和《普洱府志·武備志·戎事》載“刀正彥,車里宣慰司刀金寶之叔也,訛傳其欲專世襲,且主使窩泥聞捕甚急,遂逃出九龍江外……明年,于勐臘獲擒”;以及《普洱府志》同部分“雍正元年冬十月,魯魁土賊方景明、普有才等聚眾攻殺倮目施和尚,圍元江府……二年,普有才逃入困鹽箐……陳哈巴逃入里仙江外土司地,又糾合方景明家余黨迫協本處倮夷六七百人,往車里宣慰司所屬茶山一帶搶掠”三者而論,內地賊匪每受追捕就遁入普洱所轄的“六茶山境”,或從茶山逃入緬北、老撾,是自古遺留的弊病。由此也可見當地“夷”民與越南、老撾、緬北歷有深厚的連片區域民族歷史與習俗淵源。同時也表明,因洱海、滇池范圍都是食用生肉民族,早知茶的解油膩、助消化和解牛羊毒之功效,使該區域官和商都與茶山夷帥有交情,而且茶山夷帥應為當地富豪,否則不會有那么大的情面為其向內地官方求情而且有效。
    有人認為,唐《蠻書》謂“茶出銀生城界諸山”,且“銀生界”內無量山的茶樹直徑普遍較大,因而其所載之茶山應位于當地。這實際是人們未知其中隱秘所導致的誤解。
    唐代以前的史籍未專項記載滇西南所產之茶,也許就因為那些朝代未曾管轄到該區域,該產物也未曾受朝廷關注,同時,其撰史也比樊綽更為嚴謹之原故。實際滇西南普洱“六茶山”之雛形,從地質及氣候變遷前后實情而論,都可確保,理應先天而自古就存在。
    盡管“哀牢族”早在漢代內屬時,就不再是裸身民族,但其原先未必不曾是裸身民族。
    從漢代班固《白虎通義》:“饑即求食;飽即棄余;茹毛飲血;而衣皮葦。”和《晉書·地理志》“冬居營窟,夏居橧巢,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的記載而論,不僅“道明國”曾是“裸身族”,今華夏全民族都曾是裸身族。只是中原區域民族早著服裝多年而已。
    其五,是“推以為王”,純屬家族內部的承襲而簡單化。從元張道宗《紀古滇說集》“諸兄見有此異……遂共推以為王主哀牢山下”的記載而論,僅憑“諸兄”就能“遂共推以為王”,并且“主哀牢山下”,足以證明其“捕魚牢山下”為生而溺死于水中的先父,就理應是其所在部落的王族,才不需要眾人參與,自家族人就可“推以為王”。而那個“嫉欲害之”的鄰居“禾和者”,應就是先王“蒙迦獨”泥水而死以后至習農樂成人以前,篡位的臨時首領或其族人,甚至是他為了篡位而陰害蒙氏先王。既如此,作為部落王族,與先進異族(如漢族官商等)的交往相對要更頻繁,受教育的條件也更優越,也就更易受到先進文化的教化。甚至這首代人蒙迦獨之先祖,還未必不是漢人或其他更先進的民族,因為歷朝各部落的頭目,幾乎都是來自異族中預先就有聲望的貴族。即使其原為裸身民族,也應早就深受教化而不可能再裸身。“《哀牢遺畫》”里,面向畫面時,右側的貧民男女外裝,與史籍所載“真臘北”的“道明國”“裸夷”實情幾乎無異。其面貌五官輪廓凸凹程度極其分明。其貧民最早用于遮蔽下體的簡易植物“裙”的長度,遠未達到膝蓋,這是其后來傳統服裝風格的基礎。綜合這些特征,該族人也明顯偏向哈尼族。
    《禮記·王制》“東方曰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中的“東夷”、“南蠻”“不火食者”,就是不生火烹飪,吃生食;“西戎”和“北狄”“不粒食者”是食肉而不吃糧食。“哀牢族”顯然是傾向于“東夷”或“蠻夷”族源。史籍始終稱“哀牢”為“夷”類;因其捕魚為生,為防“龍”類傷害,身上雕“龍紋”,使之誤以為與己同類,不予攻擊;又兼“鳥語”和“儋耳”俗;居住區域自南海渚島,南海北岸和陸地南部與西南部的江河流域,漸達瀾滄江東面和西南與東北兩側。在南部,因歷代商賈往來集中,習俗和血緣混同巨變;永昌、洱海、滇池范圍亦然。僅兩相交界的西南角,即越南西北、老撾北部、版納和思茅、景東、南澗、雙柏、新平、石屏、紅河、金平等圍成的區域,幾乎至元代才持續內屬,與華夏內地交往較晚而少,基本保留了其語言和習俗,尚能區別于其它民族,故而將該區域山脈稱為“哀牢山”。哀牢族祖母沙壹(或壺)生存于哀牢山下,其小兒習農樂奉母夜逃于巍山,唐代曾在今南巍山、南澗南部設沙壹(或壺)州。西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部投誠的其中區域即博南山也處巍山和南間南部,越此山為蘭滄水。故其母早年生活于瀾滄江該段東岸或北岸;則柳貌同時率領投誠的哀牢縣區域就在南澗東南景東北部,楚雄南部范圍。上述《文獻通考·四裔考》“赤口濮……黑僰濮,在永昌西南……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可見與哀牢國范圍鄰近的濮(或蒲;撲;仆)人,早期主要居于瀾滄江西或西南岸,僅部分居于東岸或東北岸。
    其六,是其傳統姓名特征。《蠻書·南蠻》載:“浪穹,一詔也。詔主豐時、豐咩兄弟俱在浪穹……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子鐸邏望立……卒,子望偏立(《新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死,子矣羅君立)……邆賧,一詔也。主豐咩……咩羅皮卒,子皮羅邆立。皮羅邆卒,子邆羅顛立。邆羅顛卒,子顛之托立……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望欠弟望千……望千生千傍,千傍生傍羅顛”。明楊慎《滇程記》載:“蒙氏興,曰細奴羅……死,偽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風嗣。羅晟攢立,當高宗上元元年……死,偽謚世宗,子晟羅皮嗣。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死,子閣羅鳳嗣。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子鳳迦異嗣而死,孫異牟尋立。異牟尋以唐代宗大歷十四年嗣立……死,……子尋閣勸嗣。尋閣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嵯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晟。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偽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豐祐死,為謚昭成,子世隆立。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死于景凈寺……子隆舜嗣。南詔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隆舜曰隆舜,隆舜之立,以宗乾符四年……為豎臣楊登所弒。偽謚宣武,子舜化真嗣……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立四年,其臣鄭買嗣奪之。”可見“蒙舍”或“蒙氏”家族中的“南詔名,皆父子相承”,其相承僅限父子,而且所承父名僅限父名的末尾單字為其子姓名的首字。這是典型的哈尼族愛尼人獨特的姓名傳承規律,不是傣族和彝族等其他民族的姓名規律。
    其七,“《哀牢人》遺畫”有幾個特征:一是重點突出蕃木瓜樹,這是滇西南特有而且早期哈尼族習慣種植和食用的土產水果,但葉莖調萎,瓜果衰敗,背景霜霧雪白,時值寒冬。二是兩女都面向木瓜樹雙膝跪地,即該族有女性尊重和跪拜該果樹的習俗;三是左側貴族男女皆著裝,帽冠頂呈螺尖,兩肩尖角上蹺,女穿短袖衣和長裙;右側貧民除直接以植物蔽下體,就是裸身。與早期歷代史籍所載越南西北、老撾北部等區域的“道明國”實情相符。該果實之所以稱“蕃木瓜”,就是最早由“蕃族”種植。亦即“哀牢族”所居主要區域確定于“哀牢山”東部、東南、南部和西南部的越南西北、老撾北部、車里,西部瀾滄江為界,北部南澗,楚雄、雙柏、新平,東部石屏、紅河、元陽、金平等圍成的塊狀區域。該區域民族不善群體姓大范圍、原距離遷徙。生產類型以種植業和牧業及采集野物為主。所養大生畜是水牛、黃牛、和騾馬,其次是象。小生畜主要是羊和土豬。紡織幾乎就是棉織粗布。
    其八,從《華陽國志·南中志·哀牢》“有蘭干、細布——蘭干,獠言‘纻’也”的記載而論,在“哀牢族”居住地范圍,雖“哀牢族”也制“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但率先引纻麻種植與滇東南并以其纖維制成“蘭干”即纻布,是獠人先創,故而該片區“蘭干”的土名都以獠人所稱入載。而“桐華布”就專載于“哀牢”名下,證明“桐華布”的首創當為其“專利”。《文獻通考·四裔考》和《通典·邊防》等籍載:“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俗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為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為細布,色至鮮凈。……蜀本無獠,晉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橦……至梁武帝,梁、益二州,歲歲伐獠。”該記載表明,一是“獠”族最初出自“梁、益之間”,“梁”即梁州,后為改沔州,其治地今陜西南部免縣,曾轄陜、甘、重慶等地;“益”即“益州”,其治地當時位于成都,轄川、黔、滇等地。可見“蜀本無獠”,“獠”族原出陜西、甘肅和重慶,非當地原著民族。其習俗中,“為細布,色至鮮凈。”和“俗不辨姓氏”與“哀牢”類似;而“俗不辨姓氏”、“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其酋帥僅統宗氏“黨族”、有“鼓角”各一只“使其子弟自吹、擊”和“用竹為簧,群聚鼓之,以為音節”以及“持矛”等則與哈尼族相似。但“俗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和“惟執楯持矛,不識弓矢”則與“哀牢族”和哈尼族都相差異。
    其九,哈尼族“干欄”屋習俗,不僅限于“獠”族。《文獻通考·四裔考》“《南平蠻》,東距智州、南屬渝州、西接南州、北治州……人樓居,梯而上,名為‘干欄’。婦人橫布二幅,穿中貫其首,號曰‘通裙’。美髪髻,垂於後。竹筒三寸,斜穿其耳。貴者飾以珠璫。俗女多男少,婦人任役。婚法,女先以貨求男,貧者無以嫁,則賣為婢。男子左衽,露髪徒跣……猛力死,子長真襲刺史。及討林邑,長真出兵攻其後……又以其族人甯宣為合浦太守。隋亂,皆以其地附蕭銑。武德初,以寧越、郁林之地降。自是交、愛諸州始通。長真死,子據襲刺史。其地西南接烏蠻、昆明、哥蠻、大小播州,部族數十居之……藏匿亡命,數以其徒偽為生獠劫邊民”。其內“偽為生獠劫邊民”即偽冒“獠”族,證明其并非“獠”族。
    該書又載:“墮和羅,亦曰獨和羅,南距盤盤,北迦羅舍弗,西屬海,東真臘……俗喜樓居,謂為‘干闌’。以白氎、朝霞布為衣。”和“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為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又出玳瑁、貝齒、吉貝、沈水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毛,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居處為閣,名曰‘干蘭’……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穿耳貫小環…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纓絡,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傘,以吉貝為幡旗”。前者的“干闌”和后者“干蘭”即“干欄”。而且“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
    該書又載“扶南國…在林邑西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髪,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為主,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遂治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國王居重閣……國人亦為閣居……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卷髪,裸身跣行……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古龍無姓氏,乃昆侖之訛’。”據前引條文中“林邑國”“居處為閣,名曰‘干蘭’”可知,此條內“國王居重閣……國人亦為閣居”也屬于“干欄”屋。這些都在“南越”及其以西,至緬東部,與“哀牢”居地鄰近的洱海、滇池南部范圍。其中有的底樓無墻體,二樓圍以竹或木板。有的底樓就有強體,且墻體是土筑或石砌,外形如蒙古包。前者為“獠”和“傣”等南越民族;后者帶牧民特征。其內“古龍無姓氏,昆侖之訛”,證明其為藏緬人。
    其十,“哀牢”族的“桐華布”與南越區域“吉貝”布同類。上述引文內的“吉貝”布,即“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毛,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文獻通考·四裔考》載:“真臘國,在林邑西南…官名與林邑同。…王著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真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其內“古貝”即“吉貝”別稱或誤稱。該書又載:“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驩州外界。…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之云‘早教他託生’……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於足,衣衫窄袖。撮髪為髻,散垂馀髾於其後……其王腦後儙髻,散披吉貝衣,戴金花冠,七寶裝纓絡為飾,股脛皆露,躡革履,無襪。婦人亦腦後撮髻,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衣物香藥置於塔上焚之以祭天。”“勃泥國在京都之西南大海中…用吉貝花織成布。”其中‘織貝’即“吉貝”,“白氎”如“白疊”、“白緤”、“帛疊”和“帛迭”等都是棉布。其原料來自“樹名”,即木本植物“如鵝毛”之“華”,為木棉類。有人將此木棉和“哀牢”族的“梧桐木華”等同,并認定其來自印度,其實不盡然。南越及真臘區域多為種植民族,有可能引種異地木棉;但其北部即永昌和滇池及其周邊民族,在漢代前后多為游牧民族,農耕者所種是“桑柘”,沒有引種木棉的跡象。如《后漢書·西南夷列傳》所載“哀牢”族“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已載明是“梧桐木”,是高大喬木”。而《文獻通考·四裔考》載:“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境出白氾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及“大和、祈鮮而西,人不蠶,剖波羅樹實,狀若絮,紐縷而幅之。”中,前者載明“桐華布”是“其境”所“出”;后者載明“剖波羅樹實”是就地摘剝其殼。尤其從地質歷史而論,“波羅樹實”是被子類果實,最有可能與“攀枝花”等類結伴生長、存活于包括緬甸東部的瀾滄江流域東西兩側,其中的天然野生木棉“攀枝花樹”,是滇西南遍生木。《云南志略》載:“娑羅樹出金齒及元江地面,樹大者高三五丈。”其中“金齒”是“柘南”和威遠。唐《蠻書》也載:“銀生城、柘南城、尋傳、祁鮮已西,蕃蠻種并不養蠶,唯收婆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組織為方幅,裁之籠頭,男子婦女通服之。”其中的“蕃蠻”并非其原居之藏區,而是指遷徙分布于洱海、滇池周邊及其南部的“蕃蠻”,也屬“昆侖”,即藏緬人。從上述引文“占城國”“西至雲南”的記載看,它曾管轄至洱海西面范圍。而“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之云‘早教他託生’”,是哈尼等族的習俗。
    杜氏《通典·邊防·序略》載:“西羌出自三苗,蓋姜姓也……及舜,徙之三危……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嫠嫂……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文獻通考·四裔考》則載:“氐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駹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可見“西羌”俗“如北狄”;氐類、西羌、西戎和胡相區別。
    “哀牢”與“獠”族居住區范圍,分別位于“南越國”的范圍或附近,是“百越”與“昆侖”和“胡”及“羌”鄰近或混居區域,多數都既農耕,又畜牧,生存環境基本類似,習俗難免相互借鑒。特別是某族成員入贅或嫁入別族村寨,其后裔會有帶原族習俗,但語言及民族就多隨該寨族類。人們采用干欄式屋舍的原因,《韓非子》載:“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鳥獸蟲蛇,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太平寰宇記》載:“構木為巢,以避瘴氣。”張華《博物志》載:“南越巢居,避寒暑也。”同環境,同目的,固然建筑和使用類似房屋。但“獠”族是內陸“蠻夷”類民族,其房屋也屬于由窩巢衍變的純“干欄”式;而哈尼的“干欄”屋,除木架以外,墻體多為石土所砌筑,狀如“胡”族或“藏”族的“冢包”或“邛籠”屋。其中的愛尼人,則多為木板或竹籬墻。“哀牢”族則兼有來自海島的水域“夷”類族、“蕃”羌和北氐類畜牧民族及“獠”族的某些習俗特征。可見,雖“獠”族及其后裔的外在習俗與“哀牢”族及哈尼族相似點較多,但其內在的諸多習俗與“哀牢”和哈尼族明顯不同。尤其“獠”族取名,不是“父子相承”,是不分男女地按照排行次第稱呼。雖哈尼族也偶爾有以次第為名者,但很少。
    此外,前文提到,“獠”族支系苗族“好五色衣”等習俗也與“哀牢”類似,但“哀牢族”連其南詔王族都與之通婚,況且“苗裔”長期在“哀牢”族附近雜居,難免帶其血緣和習俗。再說苗族也是內陸“蠻夷”,因而不能證明“哀牢族”與苗族同宗。至于身為“哀牢”后裔的南詔王族的蒙氏具有的其他民族某些習俗痕跡,它作為王族,完全有可能吸收其統治區域各民族習俗中所認可的優點。
    其十一,是其語言文字特征。必須注意到的是,史籍中始終未明確表明的“哀牢族”之重要特征,是該民族是否有本民族文字。但從該王族,即南詔與唐朝及其官員的交往,以及對該王族其它方面敘述中,讓人感覺該王族始終不曾影射出其有本民族文字并使用其文字的跡象,是在使用漢語文字。讓人感覺該王族是已經較大程度地被漢文化同化了的族群,甚至帶有漢族血緣或習慣的跡象。而且,南詔各民族語言除“漢裳蠻”更接近漢人以外,就數“南詔”(指其王族)僅次于“漢裳蠻”,其余更次之。這也表明,“南詔”王族不僅比其他民族開化,而且比本民族其他群體也更開化。因為其以前的《后漢書·西南夷列傳》“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阯所統……長幼無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后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其中“元始二年”即公元二年;“項髻”即“環圈髻”。該民族特點與“哀牢”族“兩股辮其發為環髻”相類;“耕稼”也是其族特征。
    總之,史籍敘述的整體狀況已明顯告訴我們,該民族只會居住于巍山南部、南澗南部和東南部、楚雄與雙柏南部、新平及石屏其南部與東南,即哀牢山范圍。自古原居該區域的民族僅剩哈尼族,至今居住該區域且無明顯外籍者主要還是哈尼族,習俗與“哀牢族”特征相符因素較多者也是哈尼族。而且哈尼族居住地幾乎沒變動。哈尼族愛尼人的“愛”與“哀牢”的“哀”應是異調之異字表示同語音。“老撾”的“老”字和“撾”字之義(除“撾”為“爪”音和意)與其民族特點幾乎無關,應純屬以漢字音表示民族語音。不同的人常以同音異字表同音,故而“老”即是“牢”;“撾”即是“窩”或“倭”;“和泥”與“窩泥”僅口音或聽覺之異。“老撾”即為“牢窩”。“愛尼”、“哀尼”、“和泥”、“倭泥”、“窩泥”皆因近音或近義而同類。哀牢山東側就有“老山”。“道民國”曾是“哀牢國”的部分族人;反之,“哀牢山”區域,應曾是“道民國”的部分轄區,因歷代各國疆界的改變而分割。因而,原先留下的九個支系“哀牢族”,亦即“九隆(龍)族”后裔,理應就是哈尼族。其族原為“昆侖”或“南蕃”,但因長期與南海島夷鄰近或混居,甚至通婚,吸收了儋洱、紋身等習俗。
    清《普洱府志·物產》對傳統茶膏(烏爹泥)載:“李時珍《本草綱目》:‘出南蕃、爪哇、暹羅諸國。’今云南、老撾、暮云場(裳)地方造之。”清檀萃《滇海虞衡志》載:“普茶不知顯于何時……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時。”歷來普遍產于滇西南而土稱“緬芭蕉”的甜木瓜,俗稱“蕃木瓜”,即早期“蕃人”主產瓜果。《哀牢畫》里人群間重點突出者是蕃木瓜及其樹體。其內“南蕃”、西蕃、烏爹泥、蕃木瓜與哀牢族和哈尼族愛尼人相關聯。他們應是蕃人中的黎人支系。
    筆者在《古六大茶山》史考內認定云南最早的茶業民族為哈尼族愛尼人及其遠支系基諾人,這是確鑿無疑的;將他們劃定為“藏緬語系”民族,也是有根據的。
    最后,還必須表明的是,以往普遍認定南詔蒙氏為傣族或彝族先民。但這兩種認定都不僅缺乏確鑿依據,而且有眾多反面依據:
    一是推測“乘象國”就是“滇越”;“滇越”即為漢朝略知的別稱為“勐達光”的“勐掌”,并認定該國就是“哀牢國”,因而認為南詔王族蒙氏亦即“哀牢族”為傣族。《史記·大宛列傳》:“乃令騫因蜀犍為發閑使,四道并出:出駹,出焻,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南方閉巂、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其中“復事西南夷“就是重新著手拓通西南夷”。該記載僅限傳聞,只錄其為線索,并非留為依據,還自相矛盾。既然“昆明”“輒殺略漢使”,以致南方“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那么誰返朝復命傳回該信息?既然南方有漢使返朝報知該實情,怎又說“昆明”“輒殺略漢使”,以致“閉巂、昆明”?可見該路漢使“終莫得通”之真實原因另藏隱情,也就是該路使者撒謊!其根本未達昆明范圍。漢朝通嶲唐以后的史籍里,就未現該朝再遣使尋求“乘象國”等國的絲毫痕跡。從《華陽國志·南中志》里“身毒國,蜀之西國,今永昌是也。騫以白帝。”之記載可知,聽風傳古,捕風捉影之事自古有之。從唐代史籍所載分布來看,瀾滄江東北面麗江及其東部、南部與兩者之間的傣族部落及其范圍,與該江西南面傣族部落及其范圍相當。
    其實“滇越”就是《文獻通考·四裔考》和《史記》及《漢書》等籍所載“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的“越”族部落,即推崇莊蹻為“滇王”的“古滇國”,此時公元前約二六三年前后,“南越國”尚存,但趨衰勢。“滇越”應屬“南越”的局部。當時的“越民”應就是后期唐《蠻書》所載“鎮西城南至蒼望城,臨麗水,東北至彌城,西北至麗水渡。麗水渡而南至祁鮮山”的廣大范圍居民,此范圍內“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南詔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尋傳、長傍、摩零、金、彌城等五道事云。凡管金齒、漆齒、繡腳、繡面、雕題、僧耆等十余部落”者。其末句所謂“金齒、漆齒……等十余部落。”都是傣族支系部落。針對這些范圍或部落的東南片區,該書又載:“從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唯業水田……從八月獲稻……便于稻田種大麥,三月四月即熟。收大麥后,還種粳稻……每耕田用三尺犁,格長丈余,兩牛相去七八尺……蠻治山田,殊為精好……每一佃人,佃疆畛連延或三十里,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這完全與傣族水田耕作實情相符。雖然該書載:“象,開南、巴南多有之,或捉得,人家多養之,以代耕田也。”但這僅是其東南局部小片區,更為廣闊的北部、西北、西面和南面楚雄圍度以北都是“牛”耕;永昌、洱海周邊則是“隨畜遷徙”的游牧民族。其中無絲毫的“乘象國”特征的跡象。而所謂“勐掌”,實際就是“滇國”南部明、清所稱的“南掌”,即“哀牢國”的南部,包括今老撾北部和越南西北角。元朝至清代前后,位處今建水南部和個舊南部、元陽、金平、越南萊州西北等范圍的十五猛土掌寨,就曾稱“猛掌”;而老撾北部也曾稱“南掌”,即其淵源所留痕跡。“乘象國”,應是瀾滄江西南和西面,即永昌西南部及南部,德宏至臨滄連緬甸東北角范圍。對此,唐《蠻書·卷四》所載的“茫蠻部落,并是開南雜種也”,“從永昌城南,先過唐封,以至鳳藍茸,以次茫天連,以次茫吐薅。又有大賧、茫昌、茫盛、恐茫、蘚茫、施茫,皆其類也。樓居,無城郭,或漆齒,皆衣青布袴,藤篾纏腰,紅繒布纏髻,出其余垂后為飾。婦人披五色娑羅籠。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貞元十年,南詔異牟尋攻其族類。”這些眾多部落。因為引文內“孔雀巢人家樹上,象大如水牛。土俗養象以耕田,仍燒其糞。”是針對該范圍所有片區或部落而言,其全民都養殖“孔雀”和“象”,非限于其局部,這才具名符其實的“象國”規模特征。所以南詔蒙氏實際與“乘象國”無關。而前句“并是開南雜種也”,據《蠻書·卷四》“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面蠻,并在永昌、開南雜類種也。”之記載,并非說其區域位處開南城轄地,而是說其民族雜類與居住于開南者類似。其中,“滇越”與“乘象國”是以“蠻”為主體民族;而“勐掌”即“哀牢”是以“夷”為主體民族。隋、唐期間及其后逐漸參雜混居,有的漸相同化和各自異化。
    二是認為“詔”,傣語意為“王”,但漢語也有類似意義。如“詔告”即“帝王”告詣。《周禮·天官·大宰》載:“詔,王馭群臣”;《史記·秦始皇紀》載:“議命,為制;令,為詔”。更何況傣語“詔”及其本意,未必原出自傣語,也許在漫長的各民族語言交融歷程中,其借用了漢語或其它族語。比如,現代各民族語中都通用“飛機”和“導彈”等語。
    三是“哀牢”的“牢”音,傣語意為“酒”,繼而將“哀牢”牽強附會為“愛酒”的民族,即傣族。然而,一是傣語里僅有“lǎo”意即“酒”,但沒有組合語“àilǎo”意為“愛酒”。“àilǎo”實際是漢語“愛”和傣語“lǎo”的牽強而生硬的主觀組合。按此邏輯,“仡佬族”也有“lǎo”,總不能因此就捕風捉影吧!況且,“嗜酒”民族多種。
    四是“刻畫其身”,“象龍文”,但有“紋身”習俗的民族也多種。五是“南詔”范圍和“哀牢山”區域有“金齒”和“黑齒”等傣族,但這是傣族已大范圍、遠距離遷徙近千年后之狀況,如從兩廣入川地的“僰人”或“僰夷”等。而且,就在唐代南詔統治期間,《蠻書·卷四》所載:“黑齒蠻、金齒蠻、銀齒蠻、繡腳蠻、繡面蠻,并在永昌、開南……雜類種也……皆當頂為一髻,以青布為通身袴,又斜披青布條……皆為南詔總之,攻戰亦召之。”就區別出傣族為“白蠻”類,有“金齒”或“黑齒”等突顯的習俗。而《新唐書·南蠻》所載是“本哀牢夷后,烏蠻別種也……以兩股辮為鬟髻,耳綴珠貝、瑟瑟、虎珀……女、嫠婦與人亂,不禁;婚夕私相送。已嫁有奸者,皆抵死。”這明顯不與傣族同類!
    五是“南詔名,皆父子相承”,這與傣族取名規律分明不符。
    六是論其語言,元代張道宗《紀古滇說集》等史籍所載各物之名皆與傣語所稱不相符。《新唐書·載:“磨蠻、些蠻與施、順二蠻皆烏蠻種,居鐵橋……昆池等川。土多牛羊,俗不澤,男女衣皮,俗好飲酒歌舞。……弄棟蠻,白蠻種也。”其前載:“異牟尋攻吐蕃,復取昆明城以食鹽池。又破施蠻、順蠻,并虜其王,置白厓城……掠弄棟蠻、漢裳蠻,以實云南東北。”其中“掠”同“虜”,即虜西部施蠻、順蠻遷弄棟白崖(即滇池);虜西部弄棟蠻、漢裳蠻遷“云南”(即洱海范圍)之東北。各族混居,使其文化歷經數百年交融,相互同化。其混雜區的族類和語別早相交錯,彼此難分。
    七是“《哀牢遺畫》”里兩女衣裙和兩男服裝及冠帽特征與傣族傳統服飾毫不相符,特別是該畫中重點突出的的甜木瓜樹和兩女在該樹前下跪的習俗,也不可能是水田稻作為種植傳統的傣族之習俗。但筆者外祖就是界于哈尼族愛尼人與基諾族之間的本土民族,村里幾乎各戶都曾種有甜木瓜,而且曾能制成多種樣式和滋味,曾用來釀酒,也普遍用做土豬飼料。
    綜合上述依據,故而否定“哀牢族”為傣族祖先。
    “哀牢族”是彝族祖先的認定更是無幾“依據”可言。因為彝族分布范圍在漢代以前就很廣,內屬也比“哀牢”更早。要論“有姓”與“無姓”或其崇信等,這是亂不清的!有的姓氏是受“賜”的;有的姓氏是來自職爵的;有的姓氏是來自故地的;有的姓氏是來自部落的等等。事實是“南詔名,皆父子相承”。即使南詔王族真取“蒙”姓,其始祖僅十支中的獨支繁衍而來,其逃往巍山蒙化,故為蒙人,即姓蒙。而其首代父“蒙迦獨”也居蒙樂山南,但也許是后來依據其南詔王族的后裔蒙氏倒逆補其姓氏。倒是有個“衣著尾”之特征似彝族。因彝族中如“香堂”支系身后帶“長尾”,但僅此不可靠。也許其中某代人曾有彝族血緣,或許兼納了彝族服裝習俗。尤其是彝族的歷史淵源也證明其為內陸“蠻”類民族,也與濮人有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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